对“市管县 ”和“省管县”体制的若干思考

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能否顺利完成，决定着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最终成败。当前中国正在酝酿对省级行政区划进行新一轮调整，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将原有的“市管县”及时变更为“省管县”，实行了20多年的“市管县”体制因何而得以建立起来，它究竟存在怎样的弊端，新的“省管县”机制到底应该如何建构。解决好这些问题是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必须面对的挑战。     

“省管县”体制改革文献综述

＂省管县＂是近几年来行政管理体制中最受关注的改革模式,并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试点。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是从分析我国现行的＂市管县＂体制存在的诸多的弊端入手,讨论推进＂省管县＂体制的积极意义,给出了可供选择的改革路径,并研究了＂省管县＂体制改革可能面临的困难。有学者还对当前各地＂省管县＂体制的实践情况加以分析,指出应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省管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析

近20年来,为克服传统市管县体制的弊端,全国各地陆续展开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省管县体制改革,这对于减少行政层次、提高行政效率、增强基层政府自主性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管理幅度与管理效度之间的紧张关系,省管县体制并非适用于任何地方,诸如如何重新定位地级市、垂直管理部门如何配套改革等问题,都表明此项改革应当审慎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抓住政府转变职能这一关键点、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通过法制方式来推行,这应是省管县改革的指导思想。     

我国“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研究

＂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我国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政府层级精简、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对当前我国＂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的对策。     

试论实施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模式的选择——以广西为例

以广西为例,＂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中,先是对＂省管县＂改革中的四个基本概念,即＂行政省管县＂、＂财政省管县＂、＂扩权强县＂和＂强县扩权＂的关系进行梳理,得出省管县比市管县具有更高行政效率的结论。     

省管县：“两难”困境中的可行性路径选择

由市管县到省管县,其焦点集中在管理幅度大小和行政层级多少的关系问题上。市管县的弊端、浙江模式的局限性;管理幅度、行政层级与成本、效率的悖论等,都反映了由市管县向省管县体制转换的复杂和艰难。＂两害相权取其轻＂,本研究旨在从改革的＂两难＂处境中,探寻体制柔性转轨、降低改革成本以达到省、市、县共赢的可行性路径：即从单项改革入手,由点到面,由易到难,稳步推进;适度扩充省级机构;扩展中心城市辖区;省、市分别事项共同管县;撤销乡镇建制,强化农村社区自治。     

城乡关系变迁与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基于中国传统与转型社会的考量

从历史上看,城乡关系与地方行政体制尤其是县制改革有紧密关联。传统“郡县制”体制下城乡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近代随着城乡的突变式分离,地方行政体制亦频繁变动。改革开放后,旨在缩小城乡差距的市管县体制在现实中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为打破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不少地方试行了省管县的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目前,省管县已成为统筹城乡的重要改革方向。而要搞好省管县的改革,必须平衡和规范市、县公共权力的行使边界,合理界定其权责界限。同时,省管县改革要做大做实县作为一级独立政权所必需的政治、行政、财政等各项权能,赋予其相应的治理资源特别是行政权力资源。       

省管县体制下财政问题分析

为研究省管县体制下的财政问题,运用制度经济学分析了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问题,并以湖北省孝感、荆门等地为例,分析了四项财政在改革中存在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地方债务等历史遗留问题,提出调整各级财政在新体制下发展思路,协调发展市级财政,快速壮大县级财政,建立适应多级分税制需要的税制体系的建议。     

省管县的条件及对我国26个省区的聚类研究

当前,省管县体制改革已成为我国地方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省管县的前提条件主要有:广泛的改革共识,适当的管理幅度,必要的经济基础,较好的技术保障,充分的试点经验。以区域面积、县市数量、人均GDP、市场化指数、电子政务水平、高速公路密度、扩权县(市)比例和已扩权月数为量化指标,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除港澳台、直辖市及海南省以外的26个省区进行聚类研究,最终可以把26个省区分成六类。在改革过程中,条件成熟的省区,可实现率先突破,形成榜样示范|条件不太成熟的省区,可努力创造条件,进行积极探索|条件还不允许的省区,则可等待时机成熟。     

区域经济发展与省管县改革协调问题——以辽宁省为个案

基于行政区经济、复合行政等理论,从行政区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出发,阐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并以辽宁省为例,探讨如何通过地方政府间合作机制的重构,加强区域内部县市间的经济合作,最终建构起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的区域行政区划体制,以＂省管县＂改革推动辽宁省三大区域发展。     

江苏省强县扩权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为了充分发挥县（市）政府在本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避免地级市对县域经济的不合理干预。鉴于“匀质型”地区“市管县”功能已经失效;以及行政组织扁平化的改革的要求,有必要改革目前的“市管县”体制,实行“强县扩权”。即赋予经济发展状况较好、行政管理水平较高的县（市）更多的行政管理权限,并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变“市管县”为“省管县”。     

省直管县：三个视角的分析

为改变我国行政开支过大、行政效率低下的局面,同时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对现有的管理体制进行调整,省直管县改革作为一项有力措施随之浮出水面。在保证根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探索改革现有的"市管县"体制,逐步实现财政省直管县、行政省直管县和政治省直管县。这三个方面作为省直管县改革的三驾马车,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一个系统化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省直管县”府际关系条件下县域经济发展——以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为例

县域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传统地方府际关系的矛盾冲突。当前我国地方府际关系的主要形式——市管县体制在其积极作用全面释放之后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地方分权改革的大背景下,地方府际关系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省管县体制成为未来地方府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黑龙江省是较早试行省管县体制的省份之一,现已经走出了一条突破传统的创新发展之路。     

试论我国的行政区划

50多年来 ,我国的行政区划在维护国家的统一及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着重论述我国行政区划存在的层次多而乱 ,省区范围偏大 ,各省区面积大小相差过于悬殊等弊端 ,以及市管县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对行政区划进行改革和调整的思路     

从“市管县”体制到“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一个文献综述

1983年开始的"市管县"体制在实施过程中显现出诸多弊端,对此,学术界提出了进一步的改革构想,其中占主流地位的是"省直管县"改革,认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是政府行政改革的突破点,有助于缓解县乡财政压力。当然,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也面临着许多的难题。为此,应该充分认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系统性,不断完善分权化操作,积极推进制度创新。     

对“省直管县”改革问题的理性反思

通过对“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理性反思可以发现,“省直管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县乡财政困难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它不仅受激励因素推动还要受约束条件的限制,因此不能过于看“恶”地级市而纵容县级政府的“要权”冲动,我们在改革方案及其实施路径的选择上应更加谨慎,以确保这项改革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     

湖北省强县扩权效果分析

为了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缩小与发达省区的经济差距,湖北省借鉴浙江"强县扩权"经验,将大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力直接下放给县,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文章用定量的方法测度并比较"扩权"前后县域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分析"扩权"的效果.     

中国县域改革的方向探索

当前,县域市场存在主体不成熟,体制机制不灵活,财政支出负效率等问题;同时在利益导向、改革的路径和干部教育等方面存在失误。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从经济基础和政治的凝聚力两方面着手,提高县域经济的生产力,提高公共财政的效率和政府的服务本领,激活县域经济的活力;把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在县域范围内拧在一起,把握政治方向,划清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深挖经济的本质,在经济的本质上壮大社会主义,让社会主义的根基牢固。     

长三角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及路径创新

长三角地区目前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科教文卫最发达因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长三角地区之所以经济发达,固然在于城市经济活力充沛,但同时得力于县域经济实力雄厚。改革开放30年来,县域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仅通过强烈的＂极化效应＂支撑这一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且锻铸了宝贵经验,对全国产生了重大的＂扩散效应＂。然而,当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到第二个30年之后,当我国进入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后危机时代＂,长三角地区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审时度势,厉行变革,锐意创新,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基本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由“单极突进”发展为“多轮驱动”,辽宁经济需要在“多轮驱动”中闯出新路。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制度瓶颈、“东北现象”、经济总量较小、工业中龙头企业较少、经济增长方式落后、资金不足等。在辽宁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过程中,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关键,解决好“为谁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什么”3个基本问题是根本。辽宁县域经济的发展要关注民生问题、社会公平问题,要进行要素整合协调发展并培育龙头企业,还要结合“五点一线”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模式,注意处理好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