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宫怨诗与王建宫词的比较与探析

杜牧与王建均是唐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力的诗人,虽然二者都创作了有关宫廷妇女题材的诗歌,即宫怨诗与宫词,且对后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他们的关注重点却截然不同：前者突出刻画宫女之＂怨＂,在寄托自己身世之感的同时对宫女们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后者却着力表现宫女之＂乐＂,以铺陈直叙法对宫女们的种种赏心乐事做了多方面全方位的展示。本文试图从对他们诗歌题材来源和创作手法等方面探析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     

宫词和宫怨之辨析

宫词和宫怨是中国古代诗歌关系密切的两个专题，不应混淆。宫怨出现较早，可以追溯到汉诗；而宫词却始于唐人顾况，集成于王建。宫词出现在唐代的主要原因是：唐代后宫庞大，宫女制度的弊端，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唐代政治开明，诗人可以畅所欲言；后宫生活题材，是唐诗受众的一大看点。宫词与宫怨的主要区别：宫怨多用古体，而宫词倾向于七绝；宫怨多为单篇，而宫词多为组诗；宫怨主情景，宫词多叙事；宫怨多含蓄，宫词多白描。     

女性主义观照下的唐代宫怨诗

作为描写古代宫女及妃嫔心理和生活的宫怨诗在唐朝时期达到鼎盛。它是封建制度下的皇（男）权思想和男尊女卑观念的集中体现。西方女性主义则提倡改变妇女长期受压迫的地位,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男女平等。文章通过女性主义视角下唐代宫怨诗渊与源的分析,以薛逢的《宫词》为例解读唐宫怨诗中的女性社会地位。     

南北朝唐代诗歌中“捣衣”意象的嬗变

南北朝至唐代出现了大量的“捣衣诗”同题及运用“捣衣”诸物象抒发感情的诗作。在此期间，捣衣诗的意象有一个明显的嬗变过程：南北朝时的捣衣诗经历了由“宫怨”到“闺怨”的发展过渡，并长期以“宫怨”、“闺怨”为基调：进入唐代以后，“捣衣”意象有所拓宽；盛唐之后，捣衣诗在“怀念”这一层面上完全普适化，即除传统的“宫怨”、“闺怨”诗外，还可以运用“捣衣”诸物象来表达思妻、怀乡、怀友等多种感情。     

解读王昌龄宫怨诗的多重幽怨

以王昌龄绝句为代表的宫怨诗,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也比较复杂。它勾勒出了不同宫女悲惨一生的命运曲线,表现了宫女们无告、无奈、无尽的哀怨,并借此表达了诗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身世之憾,同时对君王放纵男性权力,又不履行男性责任与义务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也蕴涵着人类在漫长等待中的深刻的人生体验。     

唐代闺情宫怨诗创作浅论

在唐代,表现闺情宫怨题材的诗人、诗作大量涌现。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唐代之前,还是唐代之后都是少有的,因而很有必要对之作深入的研究。首先对闺情诗和宫怨诗的概念进行界定,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深入论述唐代闺情宫怨诗产生的历史传承与现实条件,唐代闺情诗和宫怨诗的创作概况,从而对唐代闺情宫怨诗的创作做一整体的认识和把握。     

宫怨的背后--唐五代"红叶题诗"故事悲剧意蕴的深层解读

“红叶题诗”是古代著名的婚恋题材,历来多作宫怨解读。笔者通过对七篇唐五代“红叶题诗”小说的纵横剖析,阐释唐五代宫女的独特性与命运悲剧、晚唐五代士子的热望与苦痛,揭示出它隐含在宫怨背后广阔的时代性、社会性整体悲剧意蕴。     

唐代宫怨诗繁荣原因探论

有唐一代,宫怨诗的创作颇为繁荣,不仅诗作颇多,而且诗家、特别是名家甚众.探其因,主要由于:封建帝王的后宫客观存在着嫔妃弊制;开放的社会和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为写作宫怨诗创造了有利条件;诗人以创作宫怨诗来对六朝以迄唐初浮靡的宫体诗进行反拨;受当时诗歌入乐风气的影响.     

古诗词曲英译中的宫怨文化

宫怨文化作为宫人们独特的情感表达模式之一,以其特殊的敏感,沉重的感叹,体物于工致,抒情于深刻,赋予诗歌哀婉的基调,真实地展现了宫廷女子细腻的内心世界,再现了女子们凄婉哀怨的心境。本文将从宫怨与四季、宫怨与花草、宫怨与日月文化三种文化意象来探讨宫怨诗的翻译方法及技巧。     

南北朝唐代诗歌中“捣衣”意象的嬗变

南北朝至唐代出现了大量的“捣衣诗”同题及运用“捣衣”诸物象抒发感情的诗作。在此期间,捣衣诗的意象有一个明显的嬗变过程南北朝时的捣衣诗经历了由“宫怨”到“闺怨”的发展过渡,并长期以“宫怨”、“闺怨”为基调进入唐代以后,“捣衣”意象有所拓宽;盛唐之后,捣衣诗在“怀念”这一层面上完全普适化,即除传统的“宫怨”、“闺怨”诗外,还可以运用“捣衣”诸物象来表达思妻、怀乡、怀友等多种感情。     

钱笺杜诗兴寄美刺法初探

钱谦益的杜诗笺注在杜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价值不只是体现在诗史互证方面.事实上,钱笺中许多深刻和有创见的解析,多采用了传统兴寄美刺言诗方式.同时,钱氏所坚持的兴寄美刺笺杜,不仅是一种诠释手段,更是他书写自身襟怀的策略.钱氏笺杜是其经世思想的组成部分,他所面对和处理的,是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而非单纯的诗学问题.他将杜诗文本与自身生存境遇相结合,巧妙地书写了其经世理想与政治情怀,价值不容低估.     

从视域融合视角比较杜牧《清明》诗歌的英译

文章选取杜牧《清明》诗歌的六种英译文为研究对象,从视域融合角度进行比较研究,重点围绕原诗的韵律、风格和神韵再现探讨译文在形式、内容、意境三方面与原诗的视域融合度,旨在提升读者对中国古诗的翻译与鉴赏能力。     

辞赋与谏书———杜牧《阿房宫赋》新论简

杜牧撰于晚唐世变之际的《阿房宫赋》,并非一篇单纯的咏史赋,而是作者深受史学与赋学谏诤文化传统濡染下,以赋、论合流为体,以借古讽今为用的当代讽谏书写,其中或许不乏新型谏书及其变创可能的实验意图。因此,藉由“辞赋与谏书”文化跨界的书写侧面,或许可为杜牧《阿房宫赋》在唐、宋赋学流变史的重要地位,提供另一则参考脚注。     

倾轧、幻想与人生苦难--从《流红记》等看中国古代宫廷女性形象

宫廷女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生活在血腥的倾轧和无尽的青春苦闷中，她们的人生苦难往往超过了普通女子。她们幻想君主将她们外嫁以便过上正常人的婚姻生活。迫不得已时，她们或寻求替代性的满足，或红杏出墙，或自杀。     

论江西诗派对韩愈“以文为诗”的接受

韩愈学杜变杜,通过＂以文为诗＂使诗呈现出新的面貌。江西诗派学杜学韩中,＂以文为诗＂乃是其学习的主线。在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倡导下,对韩愈＂以文为诗＂不断扬弃,通过艺术创新,从而形成自己的＂法度＂。     

试论南朝宫体诗人“以悲为美”之审美情趣——兼及其心理探源

南朝宫体诗表现出了强烈的审美倾向，即“以悲为美”，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宫体诗乐于以“怨妇”，“弃妇”作为表现对象:其次，宫体诗所着力描摹的是女子的泪眼愁容，哀情怨态:再次，宫体诗所选取的前代女性形象也都是些失宠或者境遇坎坷凄凉的女子。这种审美情趣折射出了宫体诗人独特的心理，即他们抱有的赏玩、男权、宣泄心理。     

论清初文禁对杜诗学的直接影响

清初日益严酷的文禁对文化摧残严重,对杜诗学亦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对学者人身迫害及其著作的禁毁,另一方面文化禁令使得清初形成的文人广泛交流的学术氛围得到压制,日渐残酷文字狱摧残了士人的文化品格,让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面前噤若寒蝉,对杜诗的阐释也随之由明末的自由活跃而一归于古板正统。     

白居易与乐人交往考

白居易曾与数量众多的乐人有过密切的交往，可考者约45位，其中宫廷乐人8位．府县乐人22位。家乐13位，青楼歌妓2位。这种人生体验对于白居易诗歌的创作、传播及诗歌理论均有着密切的影响。     

评张戒尊杜抑黄论

江西诗派标举祖述杜甫,张戒便尊杜以抑黄。尊杜则美其为代圣人立言。抑黄数端为喜用俗语但费安排,不如杜甫自胸中流出而自然;学杜甫只专注于其诗格律,未求得其精髓;用事押韵登峰造极,失诗言志之本;专以补缀奇字,败坏了诗风;韵度矜持、冶容太甚,是邪思之尤者。论诗尚情、意、味、韵、气,提出自然成诗之说;反对以书本材料为诗,反对预设法式。对张戒以上观点,本论一一作了辩证的分析评价。     

杜甫《赠花卿》诗意新说

本文认为自明代以来形成的以为《赠花卿》是讥讽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从《赠花卿》一诗本身看,诗中音乐不一定指宫廷的音乐;从花敬定的功与过、他对朝廷的所持的态度及杜甫对他的看法判断,《赠花卿》不当暗含讥讽;从唐代宫廷音乐的状况看,花敬定也不可能使用朝廷礼乐。这种错误认识的产生,源于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学术方法和特定的学术背景,源于以史证诗研究方法的错误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