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汉代《郊祀歌十九章》的游仙长生主题

本文从宗教与文学创作关系的角度，通过爬梳整理汉武帝重用神仙方士、制定郊祀之礼的活动过程，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郊祀歌十九章》表现的“逝昆仑”“登蓬莱”、“延寿命，永未央”的游仙长生旨趣，并提出了汉武帝望把蓬莱的活动，是与封禅大典一样重要而频繁的祭祀活动，而这个现象，是目前历史、文学、宗教、哲学等研究中都被忽略了的一个盲点。本文还从宗教体验和艺术灵感的角度，重点分析了《郊祀歌》在表现祀神迎仙、天人感应的神秘境界，以及歌咏祥瑞灵物上的艺术特色，对其在诗歌创作艺术史上的地位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周公的郊祀礼——郑玄的经学构建

在郑玄的经学思想中,如何根据经文的记载,构建一个完整的周公郊祀祭天的理论体系,是郑玄经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郑玄通过发明经义,阐述了以“天有六天”“郊丘为二”为主要特征的周公郊祀礼。而这一礼制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郊祀礼中的始祖的存在,是统三统的思想基础。郊祀礼中的感生说,使郑玄理解的历史世系不同于《史记》。同时,周公的郊祀礼,是孝治天下的最典型的表现。     

赋体演变的句式考察

赋起于楚辞骚体,继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之制,赋体的演变突出显示于句式的变化。楚辞及骚体以句尾“兮”字拉长语气,增强感叹,又以句中虚字接连名物、形容并形成结构复杂的散语长句,适合怨怼激发的情感抒写。汉大赋鸿篇巨制,大题苞览,叙物为本,主要以四言一顺的散语长句展开名物和形容的铺陈。六代骈体小赋及唐代律赋抒情体物,则以四、六及其愈趋谨严的联对结构乃至声律规范承当一物一事的细致描写,物我相融,于诗为近。宋代文赋复归散语,然与汉大赋承接诸子谈辩、排比辑事不同,而是援取唐宋“古文”作法,其较远的来源是秦汉叙议之文,句式长短不拘一格,议论为主,显示主体意识的自我执持。     

郑玄、王肃学说影响下的魏晋郊祀礼制

魏晋南北朝是政权大分裂的时代,在思想上佛、道教等宗教流行,玄学思想兴起繁荣,儒学中衰.但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礼说却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为统治者论证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这种情况在郊祀礼制中表现尤为明显.郑玄和王肃二人在郊祀礼说的某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统治者在郊祀礼制的制定上于郑、王学说之间徘徊,取其利于统治的部分用于郊祀.     

柳永的"赋笔为词"与宋初的文学精神

本文在新的层面讨论阐述了柳永词在宋初文学精神的影响下 ,其“赋笔为词”远绍两汉义归雅颂的理性精神 ,并与由汉大赋蜕变而来的宋代文赋呈合流之势 ,从而揭示了柳永“赋笔为词”在词中“宋调”形成的过程中对后世开山意义之一端。     

赋的地理情怀与方志价值

前人有“文学地理”之说,就文体与地理的关系而言,则赋体文学与地理关系最为深密。赋与地理的关联,首先在历代大量的“地理赋”与“都邑赋”的创作,其最初体现于汉京都赋代志乘(帝国总志)之用,又与汉“天子礼”的构建相关。而对自然山川与方镇疆域的人文关怀,对区域人文礼俗的描写与礼赞,对大一统帝国德化政治的向往与颂扬,充分表现出赋家的地理情怀。考察赋家的史地观与历代方志编纂的共同文化取向,有三大显征,即重现实、明致用与观风俗。这也是赋家创作内涵的方志价值。     

汉武帝与《史记》成书的关系——《史记》札记

(一) “雄才大略”而“多欲”的汉武帝,不仅在“外攘夷狄”及“内修法度”两方面功盖千秋,且对一代文学的发展,亦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即乐府的采集,汉赋的兴盛及《史记》的成书。 班固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武帝本人亦雅好辞章,《郊祀歌》十九章其十《天马》     

试论汉大赋理性精神表达方式的合理性——以司马相如赋为例

从赋之源流来看,古诗之流,源于谐、隐之说等,都是从赋单独作为一种文体而呈现的本色来论述的,虽然受外部时代、思想背景的影响,但赋体铺陈事物、一气呵成之势,讽一劝百之鸣,实为妙用。本文将从三个角度来分析汉大赋中理性精神表达方式的合理性,以此来矫正汉儒对大赋的艺术形式的批判态度。一是从汉儒对汉大赋中理性精神表达形式的批判角度来论述;二是从时代、思想角度来论述;三是从赋体本身在汉初发展特点角度来述说。     

汉赋用礼考辨

作为一代文学之胜,汉代赋作常有礼仪方面内容。由汉赋文本出发,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可知汉赋用礼共有二十四种,包括校猎之礼、衣裳会盟之礼、诸侯之礼、封禅之礼、燕礼、朝贺之礼、祭祖之礼、祀天之礼、瘗地之礼、朝觐之礼、宗庙之制、吊问之礼、巡狩之礼、祓禊之礼、命将出师之礼、大射礼、大飨礼、大傩之礼、藉田之礼、贽见礼、养老礼、大赦之礼、婚礼、饮至策勋之礼等。汉赋用礼有四种倾向:分布特点上,汉赋用礼频度高,范围广,名篇多,以大赋为主;作用对象上,汉赋所用礼仪大都以天子为主导对象;种属特征上,汉赋用礼以吉礼、军礼、嘉礼为主,凶礼、宾礼则少有涉及;时代兴变上,汉赋用礼以继承或损益周礼为主,以新立礼仪为辅。     

礼制的重建:刘歆争立古文经的再认识

西汉后期的元、成时期 ,僭越与践踏礼制的现象日益严重 ,刘歆争立古文经 ,是与哀帝欲加强皇权、振作有为的政治举措相呼应的。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的思想指向可见 ,重建礼制正是他争立古文经的用意之所在 ;实际上 ,《左传》等古文经确有助于加强礼制建设。刘歆争立古文经的举动对于纠正今文经学在礼制建设上的缺失 ,在思想上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通货为本 鬻奇为末——王符《潜夫论》中商之本末说论析

东汉王符撰写的政论著作《潜夫论》共三十六篇,其中《务本》、《浮侈》、《爱日》等篇专论经济。针对东汉和帝、安帝时期政治昏暗、贵戚宠臣穷奢极欲,从而引发虚伪游手浮食众多、本末不足相供的现状,王符提出农工商均可富民的经济观点。认为农工商各有本末之分,强调"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只要各务其本、各抑其末,就会最终实现"富民","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     

《诗经》的制作、修改和使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制作自己的礼乐，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天子礼乐制作的顺序原则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礼成一般在乐之后。仪式上运用礼乐时乐与歌舞并不要求同题对应，歌唱和舞蹈也不必同题一致，但要构成的礼乐形态必须符合王道的要求。这样，礼乐就有原礼乐与使用礼乐的区别。原礼乐本身根据要求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但名称不变，如武王、周公翦商后制作的《大武》乐，原有殷商的音乐成分，在洛邑告成的时候制作礼乐《大武》，七成中去掉了不适宜宗庙的部分，将后面三成修订为安民、和众、丰财，而名称仍然叫《大武》乐。所以，礼乐可以根据需要改编，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会有异文的原因之一。礼乐作品表达不限于《诗经》本身，《诗经》礼乐可以舞韶歌武，和三代以来礼乐作品配合适用。礼崩乐坏以后，又出现诸侯制作的礼乐。流传到现在的《诗经》中的雅颂是西周的礼乐，风诗部分是原来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是礼崩乐坏以后部分诸侯完成的礼乐。孔子删诗时保留了这些作品。     

明代礼乐制度与乐章体词曲

明初朱元璋的乐制改革以重定乐章为重点,在强调乐章文辞政教功用的同时,忽视了乐律的重要性,无意雅俗之辨,此趋势在永乐、嘉靖两个时期有进一步发展。这一倾向使得词曲类俗文学文体登堂入室,与宴乐制度结合,逐步渗入朝廷的乐章创作之中,严重影响了礼乐的严肃性。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前期散曲地位的尊化与格调的雅化,并对明代的演剧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馆阁背景下的功能化文学模式的推广也成为明词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楚辞”的初义和能指

“楚辞”一词出现在汉武帝之时,其初义与发生在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的文学创作无关。其初义所指有二：一是指朱买臣和庄助写作的辞赋;二是指他们用楚国方言诵读所写的辞赋,以此来干谒君主。楚辞的能指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指流传在楚地的民歌;二是指楚地流传的道家作品,其中包括流行于战国时期的黄老学说等;三是战国后期屈宋等人的文学创作。     

汉武帝与《汉武大帝》

从内政外交和选拔人才方面,简述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又根据班固的评论,指出他的主要缺点。同时对电视剧《汉武大帝》做出评价,基本肯定;略有不足之处,也做出简单分析。     

李陵《答苏武书》的真伪

汉魏六朝书信体文章中,与《答苏武书》文风相似的作品在汉末魏晋时期才较多涌现,作为一个在《汉书》本传记载中仅能撰作质朴楚歌歌辞的武士,李陵不可能写出情采并茂的书信。《答苏武书》当系汉末魏晋人拟托之作。六朝人论文、选文大力标榜“情采”,自汉至梁同情李陵的声音绵绵不绝,是《答苏武书》在六朝及后世受到注重的主要原因。     

汉赋形成的原因初探

以司马相如、扬雄作品为代表的汉代赋体文学,因其华丽的辞藻、繁复的铺排和其"劝百讽一"的篇章结构一直备受批评家的注目.汉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显著的文本特征呢?本文从汉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汉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生存方式和汉人对赋体文学的接受及评价机制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只有站在汉代这个特定的时代才能理解汉赋的创作盛况,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汉赋之美,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杜诗"承露金茎"是指"天枢"铜柱

对杜诗“承露金茎”的解释,古今注家均误。“承露金茎”是指武则天修建的“天枢”铜柱。这个“天枢”铜柱与汉武帝修建的“承露盘金茎”构造和规模基本相同,时人如李峤等已经将其称为“承露盘金茎”,杜甫是沿而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