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尚情特质

魏晋士人的尚情,表现为对生命与自然的热爱,也表现为情感的率真与行为的放诞.尚情的成因自是人的意识的觉醒,而魏晋哲学有关人之"无情"与"有情"的探讨在观念上也对魏晋士人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汉末以来的社会风尚、社会心理对士人率性纵欲、任情而行亦具有重大影响.     

论《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钟情山水的原因

<世说新语>频频记载魏晋士人钟情山水、雅好游览的生活.士人这种文化情结生成的主要原因是其生命意识觉醒的结果;隐逸遁世的需要又导致山水田园游风气的兴起;玄学的感召,也促成士人从自然山水中体味人生.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魏晋诗文的感时感物与<诗经>

魏晋之际社会普遍存在感时感物之时尚,士人们的创作也就出现了许多感时感物的作品.这除了社会政治、文学思潮的影响外,还与文化传统的继承有关.士人们借鉴<诗经>感时感物的创作方法,化用<诗经>的意境进行创作,反映出<诗经>作为文学"基因"之一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玄学背景下魏晋士人的放浪形骸

在玄学的发展影响下，以嵇康为典型代表的魏晋风流人物，用一种简傲任诞的态度对待生活，“放浪形骸之外”。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生活习惯的简单反映，更是当时儒学式微、士人发现自我、个性情感得到解放的结果。这之中有对传统礼教的反叛，也有对建立新的人格美学的要求，是真与善的统一，亦是受玄学影响的魏晋士人“形骸观”的体现。     

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兼论魏晋士人的女性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盛,这一时期的女性也受到魏晋风度的影响,《世说新语》中的女性有才识、有个性、有风度,但她们仍摆脱不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这些独特的女性形象反映了魏晋士人的女性观。     

论魏晋正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饥荒灾难的冲击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度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乱世杀伐,生命遭受的戕害分外突出,这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实现人生的目标,在短暂的生命瞬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到了正始时期,玄学思想影响了士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也促使士人生命价值观发生改变,士人追求的是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想人格模式,向往的是挣脱荣名的束缚,超越礼教,高扬自我,寻求一种超现实的生命价值。     

一往情深,质性自然--从《世说新语·伤逝》看魏晋士人的情感价值与表达

<世说新语>中的<伤逝>篇全写魏晋名士对死者的哀悼和恸哭.从<伤逝>篇及其它的感伤故事可以看出:魏晋士人不仅以有情、重情、钟情为人格理想,而且竭力追求情感表达的自然与真诚.魏晋士人情感价值的选择与建构是在无情现实的基础上,经由无数情感的冲突,在玄学的观照下形成的,是对儒道两家传统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论魏晋士人的朝隐观

出处问题是中国古代士人必然面临的问题,按照儒家的看法,士人面前通常只有两条路,或者为人臣,或者为处士。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玄学的盛行,士人在隐与仕之间徘徊去就,其中许多人选择了一条非隐非仕的中间道路,这就是具有魏晋特色的“朝隐”。     

玄学思潮下的魏晋山水文学之一瞥

由于玄学思潮的特殊作用,魏晋文人的山水自然观出现了不同于先秦两汉的质的变化,士人逐渐形成了山水审美的自觉,主要表现在当时形成了以洛阳和会稽为轴心的南北两个山水审美旅游活动中心;而这种时风和文学观念的演变又最终影响到魏晋山水文学的创作,实现了当时文学创作中山水自然题材的广泛扩展,而在形式上则孕育了山川景物记、山水游记等新的山水文学体裁的兴起。     

一往情深，质性自然——从《世说新语&#183;伤逝》看魏晋士人的情感价值与表达

《世说新语》中的《伤逝》篇全写魏晋名士对死者的哀悼和恸哭。从《伤逝》篇及其它的感伤故事可以看出：魏晋士人不仅以有情、重情、钟情为人格理想，而且竭力追求情感表达的自然与真诚。魏晋士人情感价值的选择与建构是在无情现实的基础上，经由无数情感的冲突，在玄学的观照下形成的，是对儒道两家传统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之重才

《世说新语》所描述的士人有一明显倾向--"重才".魏晋士人"重才"的原因有三:魏晋黑暗的政治社会环境导致魏晋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而觉醒了的士人以才智证明自己的价值;魏晋的人物品藻更深化了士人的重才意识;魏晋的清谈也为重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魏晋玄学与魏晋音乐初探

魏晋时期,在玄学兴盛的两百余年中,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思潮席卷当时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样对魏晋音乐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玄学思潮浸润下,魏晋音乐以道家思想为旨归,强调音乐"和"的本质特征,造就了一代音乐作曲、演奏名家群体,凸显充满玄学风格的经典音乐作品的独特艺术个性,同时也反映出魏晋玄学思辨对构建和发展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作出的弥足珍贵的贡献。     

庄子与魏晋文人的独立人格意识

魏晋的“文学自觉”首先是文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并逐步形成其各自独立的人格意识。而这却与文人受庄子思想影响所引起的心态变化密切相关。正是庄子以人的个性自由为基础的人生哲学，促进了魏晋文人十分突出的个性化特点的形成。     

关于《典论·论文》对创作主体价值的探析

曹丕《典论·论文》论述的文学理论问题,学者们已有深入的研究,论者们或专注于“文气说”,或侧重于“文体论”,或认为它由文体论、作家论、文章功用论和批评论构成。本文则认为曹丕从剖析“文人相轻”之因入手,独具慧眼地研析了创作主体之才、气以及个体生命价值实现的问题,从而构成了堪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首篇作家专论,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自觉之先河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今文三家《诗》衰微,《毛诗》一统天下,《诗经》的文学特性得到更多关注。魏晋与南北朝《诗》学又各具特色。魏晋《诗经》学存在郑学与王学之争,论争激烈;南朝《诗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北朝《诗经》学注重名物训诂。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

针对“魏晋风度”迅速式微的事实,从“魏晋人物”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个体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汉末、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严苛的社会政治生态,“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门阀体制下“魏晋名士”独特的家世、形容、才情、少年风范等因素的综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必要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与道教--以南蛮、氐羌族群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各民族文化融汇的时代,道教的民间性及道化四夷的宗教特质,使南方蛮族和氐羌族群不同程度受到道教影响.本文考察了道教在南蛮、氐羌族群中的传播,认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有着悠久渊源,其最初接受道教影响的时代,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论五凉学术的渊源和特征

东汉末年 ,随着私人讲学盛行及魏、西晋统治中心河洛地区的玄学流行 ,河西五郡及与之毗邻的关陇地区成为汉代章句之学的重镇。但在西晋末年 ,由于外来学者的涌入和外出凉州士人的归来 ,凉州学术逐渐失去其地方特色 ,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五凉学术与西晋有前后承继关系 ,体现出魏晋学术的总体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