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普法与民间维权——渐进式发展模式下宪政启蒙之路径选择

在渐进式宪政建设策略之下,国家普法与民间维权都在中国的宪政启蒙运动中起到十分明显的社会效果。但是,作为一种启蒙宪政理念的国家策略,我国法制宣传的政治性、易变性,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宪法中的"制约权力、保障人权"、"宪法也是法"的基本理念的张扬。民间维权也应突出蕴含于"公民"概念中的基本理性。     

关注后制宪时代的中国宪政--学习新宪法修正案的若干体会

人权保障、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是本次修宪的两大法治亮点,彰显了共和国宪法日趋成熟的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全社会在关注文本上的宪法修改的同时,更要关注制度层面的宪政建设.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入宪,"人权"将成为约束公民权力的"关键词",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人们将更加关注人权入宪后的具体的法治实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如何落到实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等规定的入宪将开辟私产保护新时代,国家立法机关应对相关法律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补充、修改并完善有关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定.通过渐进式的宪政建设切实维护宪法的权威,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权威的宪政保障,依然是"后制宪时代"的中国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论我国公民的宪法信仰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明确载入我国宪法。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关键就是依宪法治国。依宪法治国的前提条件是人们应当树立起对宪法坚定不移的信仰。宪法信仰是法治的灵魂,是走向宪政的精神支持。但是,由于受我国传统意识的消极影响、宪法自身的不完善及现实生活中诸多法治条件的不成熟,公民宪法信仰的严重缺失仍然是我国宪政和法治建设面临的难题。本文从宪法信仰与法治的关系入手,分析了确立宪法信仰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公民宪法信仰缺失的原因,提出了从培养公民的宪法情感与态度、保持宪法的相对稳定、完善宪法实施的监督和保障机制等方面培植我国公民的宪法信仰。     

新宪政论与行政宪政化

行政宪政化源于新宪政论。新宪政论十分重视公民的作用,更试图构建一个受约束的有效政府。因而,界定行政宪政化应当考量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政府管制与自由市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效率与正当程序、职权与职责五对关系。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宪法目标层面上,行政宪政化是对依法行政的内涵从宪政角度进行的提升和深化。     

中、日、美公民宪法权利之比较及借鉴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价值的实现取决于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以及这些权利能否得到切实保障。中、日、美三国宪法均规定了公民的宪法权利,但是,由于宪政发展的不同历程和立宪所处的特定时期等诸多原因,三国宪法中关于公民宪法权利的规定各有差异,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以及救济手段也不尽相同,这反映了不同的宪政理念。因此,比较美、日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及其保障对中国有借鉴之处。     

宪政视角下的宪法工具主义误区及其克服路径

我国宪政史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历程,宪政发展的道路异常曲折,特别是在20世纪的前半叶屡屡遭到巨大的挫折。宪法工具主义在其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始终将宪法、宪政制度作为工具而非价值追求是造成中国宪政发展异常命途多舛的重要原因。面对新时期的宪政建设,分析宪法工具主义的产生原因避免陷入宪法工具主义的误区应当做到：坚持依法治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培养公民的宪政信念;宪政发展进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     

论宪法教育与公民教育

宪法和公民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在近代宪政运动中产生的;凡是成功的宪政国家,均有一套成熟的公民教育体系,宪法教育是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核,公民教育是宪法教育的基本内容;要克服法学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使法科学生具备优秀公民的基本素质;要改变宪法教育的泛政治化,与公民教育紧密结合,多种途径加强法科学生的宪法意识和公民素质.     

聆听宪政的脚步--新中国宪法实践的反思与展望

实行宪政是我国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中国悠久的历史积淀决定了实行宪政注定要充满艰难与曲折.公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宪法权利意识的增强,是推动宪政建设发展的动力.走渐进式的宪政发展道路,把宪法融入我们的生活,实现宪法的司法适用,是使我国宪政走向成熟的阶梯.     

宪政视野下“国家”之学说与中国宪法“国家”规范之解析

宪法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对国家的认识和规范,不同时期的"国家"宪政学说导致了不同的国家职能及宪法规范特色,与传统西方国家宪法以限制"国家"之宪法规范建构不同,我国宪法对"国家"赋予了更多积极作为的义务,直接规范"国家"的条款及其内容形成了中国宪法的特色,这在回应现当代宪政国家的基本职能扩展的同时,也为国家权力懈怠和恣意留下了一定空间,从宪政法治国家的建设来看,中国宪法"国家"规范在现有体系上尚需补充相应的限制条款,完善现有不合理条款,从宪法制度上确保国家既积极有为也有不得为、不乱为的边界和约束的宪政国家的建成。     

论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从本源上看,宪法上公民权利的母体性和社会性决定既要求国家权力保障其实现,又要求其自身能有效对抗国家权力的不法侵犯;而国家权力的扩张性决定其在行使中可能侵犯公民权利。为了防止国家权力滥用,侵犯公民权利,必须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限制,使其始终以公民权利保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通过二者的良性协调实现宪法和宪政。公民宪法意识决定一个国家的宪政命运,增强公民宪法意识是实现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也是推动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由之路。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