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陕西棉麦良种改进的成就与经验

民国时期,陕西大规模引进、培育和推广棉麦良种,成效显著;到1945年,改良棉种植面积已占当年陕西植棉总面积的91%,良种小麦推广面积7年之内扩大100余倍,这不仅使陕西经济获益匪浅,也泽及全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究其原因,一是引进和培育相结合,使良种推广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二是农事机关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能够协调各种组织、机构和农民一道促进良种推广;三是引入市场机制,刺激农民主动按科学方法推广良种。     

试论宋元明三代棉纺织生产工具发展的历史过程

植棉与棉纺织的生产技术并不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东西,而是从今之南洋及越南南部,新疆吐鲁番,南北两个方向传入中国的。从南方传入中国的称为南道棉,来自北方的称为北道棉。由于社会自然条件的限制,南道棉和北道棉以及随同而来的棉纺织生产技术,在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上有着先后的很大差别。     

1929—1937年陕西植棉业的发展及其影响

陕西省棉花早有种植,清末就已开始进行植棉业改良。1929年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陕西植棉业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对于减少陕西鸦片种植、改变社会风气,促进陕西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为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以及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謇在中国近代棉种改良事业中的历史地位

张謇在二十世纪初任农商总长,大力倡导棉铁主义、注重棉种改良、设立棉作试验场进行、驯化、在沿海垦区大规模引进陆地棉推广种植,开成我国最早的美棉专业棉区。由张謇任校长的南通大学农科棉花改良选育在全国启动是,成绩斐然。张棉种改良的主张和实践为建国后岱字棉15在南通垦区引种成功和全国大范围棉区迅速推广确定了基础,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引种示范棉种改良事业的奠基人而著称于世。     

杨柳乡农民瓜棉套种效益高

安徽濉溪县杨柳乡农民响应上级植棉号召,以市场为导向,扩大瓜棉套种面积,提前整好2000亩春棉地,移栽1000亩春播育苗西瓜。去年,这个乡植棉12000亩,其中瓜棉套种600亩,亩收入均达1500元以上,效益十分可观。因此,作为全县出名的售棉大乡——杨柳乡党委政府,认真贯彻上级棉     

明清时期山东西部运河沿线地区棉花的种植与发展

明清时期,在国家鼓励植棉政策的引导和商品经济发展条件下,山东西部地区,特别是运河沿线地区的植棉业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山东西部三大棉花生产区域——东昌、济宁和曹州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大,棉产量和商品率高。     

向棉铃虫“宣战”

1994年春,美国纽约期货市场的棉花价格,从93年底的每磅60美分一气涨到80美分,罪魁祸首是棉铃虫;中国去年纺织企业有近三分之一处于半停产,三分之一吃不饱,罪魁祸首仍是棉铃虫;世界上已有几个产棉国不产棉,我国也有部分老棉区不再植棉,罪魁祸     

从黄道婆看海南“熟黎”对宋元明棉纺织业的贡献

海南黎族分为“生黎”和“熟黎”,‘“熟黎”在宋代就创造了先进的治棉工具,并运用于纺织;海南自古以来就有植棉治棉的历史,黄道婆不是向“闽籍汉人”学习而是向海南“熟黎”学习治棉工具和纺织技术的;黄道婆传播到湘江地区的“乌泥径被”也是向“熟黎”学习、运用黎锦“纺、织、染、绣”四大工艺的结果;黄道婆和“熟黎”都为我国治棉和纺织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商部——农工商部与清末棉业的改良

清末商部--农工商部成立后,大力提倡棉业改良,制定和采取了一些较为现实的改良措施,使清末棉花生产无论在产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所提高.当时机器纺织业的兴起、市场需求的扩大、国际竞争的压力、清廷农业政策及改良棉业舆论,是推动棉业改良的前提条件.而在商部--农工商部主持下,棉业改良取得的可观成效,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机器纺织业的发展、棉产品商品化的提高及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     

1917～1937年山西棉政的实施与绩效

1917～1937年间,山西省积极推行棉政,其实施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17～1933年)由省政府倡导植棉；第二阶段(1934～1937年)在棉业统制委员会统制下综合解决棉业问题.经过此20年的努力,山西棉业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棉花品种得到改良,棉田面积大幅度扩展,棉花产量增加、质量提高；所产棉花不仅满足了本省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和本省纺织业的原料需求,还有相当数量的棉花可供输出；棉花种植和运销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益；棉花检验对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和良好的市场风气发挥了一定作用.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山西棉政的绩效未能充分发挥.尤需指出,棉花统制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有抵制日本经济侵略的意义,但棉花的大量输出客观上也为日本提供了工业原料.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悖论与整合:《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中具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隐含了作家以后创作的基本走向,曹禺此后的创作都可以在《北京人》中找到前兆性的趋势。它既是作家创作危机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对其审美转向的一种预言。作家一方面在作品中高扬着反传统的旗帜,另一方面又对体现着传统美德的愫方赞美有加;一方面向往着北京人那种"敢爱敢恨"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被"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一点快乐"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吸引。作家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悖论之中。这一悖论是由作家灵魂深处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所决定的,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作家在以寓言的方式宣告了传统的士大夫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命运的同时,也在优美地向过去的"反传统"事业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