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语境下未成年人累犯制度释疑及完善

理论及司法实务界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累犯"应如何认定仍存在争议。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应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作缩小解释,同时应在刑事责任年龄外根据不同的犯罪类型对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累犯作进一步区分,以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刍议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备受关注的世界性难题。面对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趋势,通观我国古代、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并基于维护社会治安和教育、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适度降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对于完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亦符合我国当今的社会背景和未成年人的成长现状。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基于相关国际准则的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具有重大价值,应由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和未成年人受特殊保护的权利共同决定。基于此,国际社会已经制定了相关的一系列国际准则,对其作出了系统性的明确规定。我国不应降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应进一步分别提高并细化相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和减轻刑事责任年龄,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不应适用无期徒刑。     

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未成年人犯罪在我国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率近几年也不断上升,且所犯“罪行”越来越严重,大案要案不断出现,趋向成人化犯罪。解决低龄化犯罪最重要的是应当降低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     

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宜降低的证成及制度完善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现象日益突出,但刑事犯罪低龄化的个案不能简单等同于未成年人认识能力的普遍提升。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宜降低,否则不利于刑罚功能的发挥,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法律的稳定,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对于刑事犯罪低龄化问题,可通过扩充相对负刑事责任罪名、发展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建立和完善保安处分制度以及设立强制亲职制度等方式予以解决。     

《刑法修正案（十一）》后时代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路径

《刑法修正案（十一）》审慎下调刑事责任最低年龄,有利于更好体现司法正义、引导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但这种寄托刑事立法的治理方式仍具有较强的“应急”局限。涉及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新闻报道,集中体现了涉案人员低龄化、罪错行为危险性和不良习性恶化性等风险特征,暴露出社会、家庭、学校和司法四方面的多维治理短板。因此,单独倚赖刑事立法手段,长远难以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应当树立系统治理观念,以未成年人“两法”修订为契机,从司法层面严格限制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适用,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分级规程、衔接和数字预防机制等方面,积极推进未成年人保护支持和责任体系建设,以此巩固深化《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法成效。     

论“恶意补足年龄”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补充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低龄化趋势,这对我国的法律实践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挑战,适当引进“恶意补足年龄”,弥补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对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的社会保障功能与保护功能的统一协调,是“恶意补足年龄”补充适应的理论基础.在实际操作中,应当从明确“恶意补足年龄”在刑法中的地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独立、确立专业的社会辅助机构、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等方面着手.     

试论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控制

目前,我国的犯罪正呈现暴力型、低龄化趋势,青少年犯罪现象突出,后果也十分严重。因此,我国刑法规定,年满14岁的人,应当对部分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试从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诱因分析入手,力求探讨一条有效途径,防治并消除青少年犯罪。一、当前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其一,突发性特点。犯罪行为的发生往往突如其来,行为人事前没有过激的情绪或动作,表现为一时性起而     

天津市青少年犯罪十年的历史变动及其走势

二十世纪末后十年,天津市青少年犯罪情况呈不同以往的新变化：青少年犯罪人口比重逐步走低;女性犯罪构成低微却不可逆地缓增;低龄化被年龄逐步升高取代;外来青少年成为犯罪青少年主体;犯罪的前科“阅历”逐年降低;钱财取向的犯罪目的持续强化增长;团伙犯罪的数量逐步下降,而规模却稳步增长;总体稳定的罪名结构出现了局部变化。     

非法采矿罪的立法困境及其破解——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修订前的非法采矿罪存在明显的立法困境:行为方式理解混乱,行政处罚前置失当,危害结果鉴定困难、刑事责任配置过轻。《刑法修正案(八)》修订了本罪的行为方式,降低了入罪门槛,修改了结果要件,在立法理念上实现了从人本主义向环境本位的转变,亦符合构建严而不厉的刑事法网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应对本罪的犯罪客体及行为方式作出新的理解,在进行司法适用时也应注意与相关罪名的界分。     

发生学与结构学视野下的犯罪构成

对应着主客体的对应关系,犯罪主体的构成要件地位应予肯定,且可通过“逻辑起点”、“必要要件”与“首要要件”来描述其犯罪构成地位。作为犯罪主体的实体内容,刑事责任能力是指实施犯罪行为并承受刑事责任的行为能力。作为一种“相对恶的意志自由能力”,刑事责任能力具有“相对恶的意志自由性”这一属性,且其本质是“刑法规范违反性能力”或“刑事违法性能力”,是由“犯罪能力”到“受刑能力”的“过程性能力”和“结构性能力”。刑事责任能力不仅是“犯罪构成主体要件的核心”即犯罪构成“逻辑起点”的“核心”,而且是刑罚论最基本的“主体性前提”。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犯罪客体必要性是主客体对应的哲学结论,是“社会关系法”的当然结论,是犯罪客体解释力的当然结论。犯罪客体的分类与分层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犯罪客体可进行同类客体层面的分类和直接客体层面的分类:前者是发生在“国家法益的犯罪”、“社会法益的犯罪”和“个人法益的犯罪”内部;而后者可采用数量多寡、载体形式等标准进行。特别是复杂客体,应予以“手段性客体”与“目的性客体”或“原因性客体”与“结果性客体”的结构性把握。至于所谓“随机客体”等,是需予澄清的“伪客体”。由“总客体”到“同类客体”再到“直接客体”,是犯罪客体的内容分层;而由国家层面的犯罪客体到社会层面的犯罪客体再到个人层面的犯罪客体,是犯罪客体的社会结构分层。犯罪客体的分层对应着犯罪客体的结构性,映现着刑法分则体系的体系性及其完备性。      

国际刑法中儿童军承担刑事责任最小年龄研究

世界上没有一场战争是由儿童发动的,但当战争发生时儿童往往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甚至走向前线参与战事.这些无辜儿童一旦参与战事,就会发生侵害行为,导致严重的国际犯罪,触犯国际刑法.但各国刑法对儿童承担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不统一,加之国际社会对儿童军刑事责任的最小年龄没达成共识,因此在国际刑法实践中导致儿童军的处境差异很大,甚至违背国际刑法人道主义原则.为实现对儿童军刑事责任的合理处理,《日内瓦公约》之《附加议定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国内法与国际法原则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都为此进行了努力,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因为国际社会并没有对儿童军承担刑事责任最小年龄做出明确统一规定,加之从欧洲人权法庭司法审判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规约等实践看,国际社会要想合理地解决儿童军的刑事责任,国际社会就应明确统一规定儿童军承担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最小年龄.     

浅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的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无论从指导思想还是在实践操作中都有着明显区别。对未成年人的处罚适当与否，不仅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前途，而且还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试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划分入手，探讨我国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的基本原则，以及缓刑的适用。     

论醉酒犯罪的可罚性依据

在社会生活中，醉酒犯罪的现象屡见不鲜。虽然刑法已明确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由于醉酒犯罪行为的特殊性，导致了对醉酒犯罪人归责问题上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的冲突，从而产生了处罚醉酒犯罪理论依据不足的问题。为此，通过对醉酒犯罪行为、醉酒犯罪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剖析来论证处罚醉酒犯罪的合理性。     

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制度路径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纵深化推进,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呈现出二元独立共存之实际格局,即“调查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其中,调查程序受监察法调整,而刑事诉讼程序受刑事诉讼法调整,两者衔接的枢纽为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程序。这一程序衔接体现在: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必须经过审查起诉程序方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其正当基础既在于审查起诉处于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也在于法律监督职能的正常延展,还在于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的角色扮演。当然,“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的制度衔接模式目前还存在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因而需要通过检察机关切实承担主导责任,着力提升被调查人的主体地位以及提升法律监督的实际效果等措施予以完善。     

归因与归责:刑事医疗诉讼中鉴定机构与法院的角色定位

在刑事医疗诉讼中, 鉴定机构和法院的关系应当是刑法上“归因”与“归责”的关系。归因是因果关系的判断, 是事实判断;归责是刑事责任的判断, 是价值判断。中国刑法中所使用的“归责”不同于大陆法系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使用的“归责”, 区分归因与归责对于准确界定鉴定机构和法院之间的功能与角色以及医疗诉讼的处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公司刑法人格之研讨

一人公司具备民法上的人格,但其是否具备刑法上的人格,在实践中存在争议。从单位犯罪理论而言,某一团体或组织是否具备刑法上的人格,取决于在刑法的视野下是否有必要突破个人责任的范围追究团体或组织的刑事责任。从刑法的视角看,一人公司不具备单位独立性的刑法人格特征;一人公司犯罪时,没有必要突破个人责任的限制追究一人公司的团体责任,仅需通过对自然人设置合理、科学的刑罚就可以实现刑罚的功能;将一人公司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不利于对其他人的法益进行保护,因而没有必要赋予一人公司刑法人格。     

反腐背景下“吃空饷”的刑法评价

在我国当前大力推进反腐工作的背景之下，对“吃空饷”行为的性质进行深入探讨显得极为必要。“吃空饷”行为总体上包括三大类型：在编在岗吃空饷、在编不在岗吃空饷和不在编不在岗吃空饷。针对其中一部分确属违规违纪的“吃空饷”行为，通过公务员法予以行政处分合情合理。但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同时又具备刑事违法性的特定“吃空饷”行为，应当引入刑法评价机制，根据行为的不同表现方式，分别以贪污罪、诈骗罪或受贿罪等追究刑事责任。     

民企发展视野下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从宽适用的路径选择

当前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还存在三个误区:一是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就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占有集资款后出现经营困难而携款潜逃就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三是只要出现集资款不能返还的客观结果就直接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此，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背景下，对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需要结合商事思维、商事特性选择从宽适用。一是对使用集资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情形，需要结合集资活动处于商事场域的特殊“品性”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不能一概而论。二是在获得集资款时间界点之前、之时还是之后，也不是认定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有无的必然要件，而是要根据具体案情区别认定。三是在不能返还非法集资款的情形下，行为人并非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要区别不同情况判断:如果出现无法预见的客观事由阻却返还情形时，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却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可以按照刑法谦抑原则选择从宽，不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论我国器官移植犯罪的立法规定及其完善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关涉的犯罪包括可以直接进行理论解释的犯罪和需要修补、增设的犯罪两种情况。通过刑法解释,《条例》第25条"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刑事责任不能全部在刑法中得到回应和落实,因而无法做到全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而,我国刑法需要增设器官移植犯罪方面的刑法条文,修正增补的方式可以继续采取《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增补这方面的犯罪既可以严密刑事法网,又有利于刑法典与附属刑法之间保持协调,同时也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刑法典规定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