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空缺与语用翻译中的"文化补遗"

从语用翻译的视角,在词汇空缺方面探讨了"文化补遗"在英汉翻译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进而指出语用翻译中的"文化补遗"不仅能达到译语与原语的语用等值,而且还能传播文化,增进中西方的相互了解.     

跨学科视域下“文化翻译”评析

文化翻译不是专属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和任何一个特定范畴的话语,我们至少可以在翻译研究、民族志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中频繁看到它的影子。文化翻译一词出现在翻译研究、民族志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中,所表达的内容不尽相同,甚至相距甚远。翻译研究的文化翻译与语言翻译相对,强调翻译过程中文化意义的传达,认为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文化塑型的力量。民族志文化翻译基于民族志实践,将考察、表现他族文化的过程视为文本化和翻译的过程。后殖民研究的文化翻译则取翻译原本的"移动"之意,与"文化杂合"、"文化离散"同义,表现后殖民语境中的一种文化生存状态。     

浅析文化翻译中的文化“传真”

本文阐述了文化、语言、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论证了文化翻译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文化翻译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在民族生存环境,习俗和宗教等条件下,对文化与文化翻译的"表层"与"深层"结构进行研究,探索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文化"传真"意指文化翻译的基本准则,即要求译语从文化义的角度准确地再现原语文化所要传达的意义、形式及风格。翻译中"文化传真"度的把握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浅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具备的素质——参加"第二十二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之感悟

译者是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对翻译的研究,避不开对翻译主体--译者的研究.从事翻译的工作者,是永恒的学习者,翻译工作本身要求译者具备高超的素质.本文作者通过参加"第二十二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对译者的素质有了更深刻的感悟,本文以"‘韩素音'翻译"的英译汉和汉译英的两个本文翻译为基础,讨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具备的素质,并提出如何培养和提高译者的翻译基本功.     

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正名

"比较"和"对比"是两个不同概念的语言学术语,然而在英汉译学著述和翻译教学的科目设置中混淆通用."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和"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中的"比较"与"对比",形式与内涵完全相同,性质和目的也没有区别."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的课程设置受到专家的质疑,与其名目不无关系,故建议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目统一术语,确立名称.     

透析文化翻译与翻译中的文化渗透现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和文化二者关系密切.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 也涉及文化问题,现今翻译被认为是一种以跨文化活动为目的活动.因此,翻译研究无疑应置于文化研究的大环境之下.而所谓的文化翻译就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对各民族间的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结构"与"超结构"的共性和个性进行研究,探讨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     

"自我东方主义"视野中的文化翻译

探讨"自我东方主义"倾向的原因,分析"自我东方主义"者们对翻译文本和策略的选择,揭示"自我东方主义"造成了他们在文化翻译中方向的迷失,从而患上言说东方文化的"失语症".     

外宣翻译中"零翻译"的美学研究

零翻译较为理想地处理了不可译性问题,是一种新型的翻译观.各种"零翻译"现象具有不同层面的美学价值,文章分别对外宣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层面的"零翻译"进行研究,分析其各自体现的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翻译美学,具有创新意义,旨在对翻译美学和外宣翻译的研究提供参考.     

翻译研究中的"泛文化"观点质疑

当前的翻译研究中存在一种“泛文化”现象 ,即以“文化移植”界定翻译的本质并建立翻译的批评标准。文章根据文化的概念和翻译实践指出 ,有些文化内涵难以移植又并非所有文本都有文化要素需要移植 ,因此文化移植不能准确界定翻译的根本性质 ,也不能作为指导翻译实践的客观标准     

翻译中的"核变"研究

为了研究导致"核变"现象的狭隘因素,从语义学角度和翻译的本质出发,运用欧式几何、数轴及高等数学的集合方法,对翻译中的"核"和"核变"进行量化分析,力图找出翻译研究中"核变"的模式及原因。研究认为:"核"是由众多"核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原文之核("核S")和译文之核("核T")由各自的文本自身和读者的理解过程决定,核变有完全聚小、完全裂大、缩小和裂大相互混杂三种形式。掌握了"核变"的分析方法,在评价译文时,可以将"核变"的大小程度看作一个量化的标准,分析原因,从而用于指导翻译实践。     

“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出现应归功于西方语言学者奈达、韦内、达贝奈特、穆南、威尔斯等人,但自70年代以后,通过霍尔姆斯、勒菲费尔、伊汶-佐哈、图里、巴斯奈特等人的努力,发生了“范式转移”,与文化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并在90年代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妮南贾娜和女权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等人手中达到极致。这一“文化转向”昭示着翻译是浸透了时代欲望和社会关系的文化政治实践,并促使我们对传统译论有所反思。     

文化研究:翻译学科的发展方向或建构策略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发生了所谓"文化转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文化研究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它使得翻译研究从文本分析走出来,走向文本背后的社会话语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从而拓宽和深化了翻译研究的维度。我国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由来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文化转向更多地说是翻译学科建构的策略,而不应当是翻译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因为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消弭了翻译研究的学科性。文化研究只能成为翻译多元研究中的一元,脱离语言本体,翻译研究将迷失自我。我们应当加强学科意识,向文化研究学习其开放性,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保持自我反思,谨防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翻译领域语言层面研究与文化层面研究的相对独立性

翻译领域里,文化研究和语言研究各有自身的研究范围、方式和目的,分属一个研究对象的两个不同层面,两者可以共存。语言研究关注"怎么译",属于应用翻译学,其价值在于前瞻性和规定性,在于对实践的一定指导作用,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理想的机器翻译。文化研究关注"为什么译",其理论价值在于后顾性、描写性和解释性,在于对翻译现象全面深刻的认识,在于为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化学、哲学等提供理论基础。文化研究将成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翻译研究不应该,也不会回到以语言转换为全部内容或"本体"的老路上去。     

对文化转向背景下翻译诗学的思考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翻译诗学的研究内容也发生了转变,即加入了新的文化层面这一外部因素的思考。对于这一演变,我们应持辩证的态度,既要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其自身的不足,同时还要警惕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     

"透明翻译"与"零位信息"补偿

美国著名《圣经》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提出的“零位信息”(zero message)功能补偿翻译理论和策略,不仅促进了《圣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翻译和传播,而且也为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语词的翻译提供了足够的理据和实例。然而,“零位”补偿与“透明”翻译一样,采用的都是“归化”策略,它不仅掩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也消解了翻译本身。     

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式始于1990年,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如洪流一般,席卷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中国译界在认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时,只是从西方译界的理论入手,而忽视了文化研究这一根本。因此,文章从文化研究这一本源出发,高度概括了文化研究的特点。而后,梳理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史,并总结二者的关系。最后,通过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展望,为我国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文化转向”：视角转换还是视角拓展

翻译界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进行反思，但是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我国的进程进行反思的则很少。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得与失入手，反思我国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背后隐藏的原因，认为我国翻译研究需要的是扩大文化视角的维度，而不是进行“文化转向”。     

描述翻译学概述及其发展趋势

描述翻译学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以研究操纵翻译行为的规范为核心,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对翻译研究的范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色列学者图里1980年出版了《翻译理论探索》,并于1995年推出新版,其中的＂翻译规范＂概念一直是描述翻译学的研究重点,而＂伪翻译与假称翻译＂的例子则诠释了翻译规范的作用效度。90年代初,以巴斯内特为代表的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采用＂文化研究模式＂掀起了一场＂文化转向＂运动,将描述翻译学研究推入一个新阶段。针对发展过程中显现的一些不足,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描述翻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结合社会学因素,从跨学科的角度重新思考译者的主体性问题以及翻译规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