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广州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

广州是我国最主要、历史最悠久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我国第一个外贸机构市舶司于唐时最先在广州设置。明洪武初起,在三个设市舶司的城市中,“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清沿习明惯例,广州仍作为与东南亚贸易     

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宋朝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时期,明州是宋朝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明州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发展成为宋代重要的地方经济区域中心,对当地的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促使宋政府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市舶司,并对市舶司官员的考核进行了严格规定,同时经济发展使商人地位得到提高,商人可入仕为官。此外,海外贸易的发展还对明州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初市舶司"不以为利"辨--兼论宋朝海外贸易收入的变化趋势

南宋著名学者陈傅良对北宋初海外贸易收入的一个判断长期没有受到质疑。他认为宋初朝廷设置市舶司不是为了增加收入 ;在开征进口税的初期 ,政府外贸收入还很少。本文从宋朝外贸收入结构、设置市舶司的政治背景、管理人员组成等方面对此提出了批评。     

清代广州“十三行”制度的政治考量

清代广州“十三行”制度是清朝政府在“闭关锁国”的宏观政治经济政策的前提下，为应对全球的商业经济对贸易扩大的需求，在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基础上实施公私结合的对外贸易经济体制。在鸦片战争前后近百年问。担负着清政府垄断和管理经营对外贸易的重责。它的出现、兴盛到衰败，其根本因由则是大清帝国出于维护集权统治的政治妥协和经济上的权宜之计。     

葡萄牙人占领澳门的第一步

澳门在明代仅是珠江口外的一个泊口。16世纪初,葡萄牙海盗商船占领屯门,侵扰了中国南海,破坏了中外的正常贸易。中国人民通过艰苦斗争,将入侵者逐出了国门。此后,明政府宣布广东实行海禁。这个禁令主要是针对葡萄牙人,但使东南亚各国的对外贸易也大受影响。广东贸易市场顿时显得十分萧条。 中国古代称外国商船为市舶,负责管理对外贸易事务的机构称市舶司。由于广东的海禁政策,     

明清时期泉州私人海外贸易兴盛原因初探

私人海外贸易是一种以经营各种手工原料及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在经济上追求高额利润、牟取暴利为目的的新型海上贸易,它是在明代之后官方海上贸易日渐衰颓之时,取代官方朝贡贸易而成为泉州海上贸易的主体的。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造船技术的发达是泉州私人海外贸易的先决条件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两方面,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农业社会中主要表现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在泉州,粮食作物商品化表现还不太明显,因为这里耕地面积少,但耕作技术的提高和土地集约经营势必使粮食种植户在一定程度上转入商品生产,如当时被人们称为“不死之药”的番薯也成为商品,“泉人鬻之,斤不值     

宋代市舶抽解制度

市舶一司,唐代最先于广州设立,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宋承唐制,先后又在泉、明、杭诸州以及密州板桥镇置司;三百年间,有关海外贸易各项制度日趋完备。《通考》、《宋史》诸书,对宋代市舶制度虽有所记述,但失之简略。近六十年来,日本藤田丰八《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条例)、、桑原(?)藏《蒲寿庚考》等著相继问世,颇补前史之阙略。两年多前陈高华、吴泰同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一书,在前此研究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海外贸易中     

试论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特色

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特色主要有:一、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空前发展;二、明清时期占绝对优势的海外贸易受西方排挤,但仍有物美价廉的竞争实力;三、明清时期,政府的海外贸易政策以禁为主,实际的海外贸易不乏出现高潮;四、明清时期把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发展到了极点。     

明代隆、万年间的海寇商人

在明代海外贸易史上,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隆庆初年,明朝于福建海澄月港局部开放海禁,允许海商告给文引出洋兴贩,标志着明代的民间海外贸易开始从“非法”转为“合法”的活动。然而,明朝在这一时期实行的饷税贸易制度,以及其对民间海商所采取的种种限制和迫害,依然极大地阻碍着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正常发展。本文拟考察和分析明代隆、万年间在明朝饷税贸易制度限制之下的民间海商,如何由商转寇以及其活动变化发展的规律。     

明代海禁政策下的中国海外贸易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开放逐渐走向封闭的一个逆转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明初的海禁政策。明代前期海禁政策下的"朝贡贸易"作为当时国家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充当着对外交往的主要媒介。然而官方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并不能满足民间对贸易的需求,随着朝贡贸易的衰落,私人贸易兴盛起来。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容易产生对可追溯鸡蛋的购买行为。最后,提出增强消费者对可追溯鸡蛋比普通鸡蛋在质量安全上更有保障的认知水平,提升消费者对贴有信息追溯标签鸡蛋的信任程度等相关的改进措施。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从师道尊严到师生平等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师道尊严”的传统受到了无情冲击。在商业化社会中,如何建立相互尊重的、朋友式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应是21世纪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