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结构元理论的折衷型决策方法

根据折衷型决策方法的原理,提出了基于结构元理论的模糊折衷型决策方法,共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先加权,后综合的模式,另一种是先综合,后加权的模式。借助传统模糊多属性决策中的一个实例,运用这两种算法进行了决策,得出了与传统决策方法相同的结论,证明这两种算法的可靠性,同时与传统的决策算法相比,本算法不仅易于理解,而且计算的速度也远比传统算法快。     

精心决策的错觉

所谓精心进行的决策可能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而是无关理性的。通常被认为是产生最终决定的思考过程,往往也只是一种决定做出后的现象。实际上,根据这种模式,信息收集是为了让那些起初看起来一样的选项变得看起来不一样。当人们达到了认知定式时,信息搜寻也就结束了。在这种决策过程中,人们实际上进行的是一种消极决策,决策者所具有的固定的或者固执的信念,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很难随着情境的变化而调整,这会导致决策者产生认知定式,从而机械地形成选择。用心积极决策的方式所寻求的是提供一个框架以使我们能对于意义产生的过程保持开放的态度。这种对他人视角和被认为是新的信息保持开放的态度使我们能够构建意义。     

论消极情绪对决策的影响

情绪对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是,以往的研究简单地依据一个维度把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探讨它们对决策的不同影响,得出的结论是积极情绪使人做出乐观的判断,表现出较高的风险寻求偏好;消极情绪使人做出悲观的判断,表现出较高的风险规避偏好。基于这种粗略的分类,笔者比较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两种消极情绪—愤怒与恐惧对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两种情绪对决策具有不同的影响,愤怒组表现出较高的风险规避倾向,而恐惧组对决策的影响不显著。     

论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

我国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表现为三种过程模型,即“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和“领导—群众”过程模型。这三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同时,地方政策必须从属于中央政策,其决策权总是有限的,这一特点也必然要在地方政策决策模式中反映出来。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时间认知中的决策过程

分析梯级期望理论中决策过程的一些模型并具体以时间泛化任务、不完全时间泛化任务以及时间二分任务为例,探讨在这些任务中被试的心理决策机制以及一些量化的决策模型,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量化的决策模型都有一个相似的模式,就是阈限-标准化差异模式.也就是说,它们都要用到两个时距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要被某些量标准化,然后与一个阈限值相比较.最后,文章提到了在以往研究中发现的单独影响决策过程的两个因素.     

论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

我国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表现为三种过程模型，即“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和“领导—群众”过程模型。这三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同时，地方政策必须从属于中央政策，其决策权总是有限的，这一特点也必然要在地方政策决策模式中反映出来。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时间压力下的决策策略和决策理论

时间压力是指在时间限制下个体的一种心理状态或情绪体验,是对时间限制的一种应激反应.时间压力下的决策策略有基于决策结果和基于决策过程两种分类.基于决策过程的决策策略包括:加速策略、选择性策略、补偿性策略或非补偿性策略、以选项为主策略或以属性为主策略.时间压力下的决策理论有:成本/收益理论、构像理论、差异化统合理论、努力/准确性交换理论.     

公共决策及其相关理论演进的路径分析

公共决策主要指政府在维护公共利益这一价值前提下，针对公共事务所作出的重要决定。为了应对现代社会公共问题的挑战，公共决策一方面要维护公共价值这一根本前提，一方面要建构广泛的知识基础，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公共决策的两条演化路径，即科学化和民主化。随着决策理论的不断发展，这两条路径日益整合。形成大量的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与制度化的相关理论。     

地方政府协商决策模式的基本内涵、主要价值与运作限度

我国地方政府以往在经济社会事务的决策中主要是采用精英决策模式或政府管制型决策模式,不利于公民充分行使对政府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协商决策模式的确立,有利于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平等交流与良性互动,也有利于提高政府决策质量和社会效益,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探索,也是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有益尝试和大胆创新。但目前我国协商决策模式的运作还面临着一定的现实局限性,对此我们亟需引起高度重视。     

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探析——以老布什时期对台政策为例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美国对台决策最能体现其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的特点.老布什时期的决策过程尤其富有戏剧性和典型性.现实主义决策模式认为,该决策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中美台两国三方博弈的结果.自由主义决策模式说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和结构起了决定性作用.官僚政治决策模式则强调,它是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与国会之间及其内部各官僚政治机构之间较量的结果.最终,这三种行政决策模式共同构成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     

英国工党的政策制定新体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政策制定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当今的中国面临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执政党如何更民主地设定政策议程，二是执政党如何更科学地制定政策。英国长期执政的工党的政策制定体制改革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重点介绍英国工党全国政策论坛、政策委员会、政策循环的设立背景及其作用的基础上，建议完善我国执政党政策制定体制:为公众意见纳入执政党政策议程提供制度化的渠道；提高政策酝酿阶段的透明性，鼓励适度公开的政策讨论；设立新型的政策分析机构。     

地方政府行政决策裁量权的运行逻辑与制度激励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和责任追究制度。在我国公共管理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形成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的法律政策需要通过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进行贯彻,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享有相当宽泛的裁量空间。但是,这种行政决策裁量权在运行中受到干部晋升标准、利益集团干扰、官员风险规避等多种因素干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有必要通过公法的制度性安排,促使其良性运行。     

沙堪斯基关于政治对政策成败影响的研究及其启示

介绍了沙堪斯基关于政治对于政策成败的影响这一研究的学术缘由,阐释了沙堪斯基关于影响政策制定、政策选择与政策成败的几种政治因素和政治手段,以及政策分析的途径及局限性等观点.评价了沙堪斯基这一研究的学术意义,指出了其研究观点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提醒人们关注政治与政策分析的关系这一公共政策制定的永恒难题,揭示了导致政策过程复杂性的各种政治因素源于现代政治体系,西方政治学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具有融合的趋势.     

统筹兼顾: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论依据

公共政策制定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途径,以统筹兼顾作为方法论依据,实质上就是运用统筹兼顾的思维方法和实践方法来支配公共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选择,指导公共政策主体制定出一系列具体的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策方案,从而体现科学发展观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具体落实。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还存在着未能始终贯彻统筹兼顾方法论的影响因素。因此,必须以统筹兼顾的方法论作为根本依据,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更加注重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不断提高政策制定者统筹兼顾的能力和水平,从而实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不断调整与创新。     

风险投资专家决策支持系统的体系结构设计

根据风险投资决策问题与其系统功能 ,设计了用于风险投资决策的数据、模型和规则 ,并结合当前决策支持系统相关软件的发展状况 ,提出了一种现实可行的体系结构。     

政治过程、交易成本与治理机制——政策制定过程的交易成本分析理论

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真实时间中的政治过程。由于政治交易各方的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政策制定过程存在大量交易成本。借助于经济分析的交易成本理论,建构出政策制定过程交易成本分析的基本框架,厘清政治过程交易成本的构成与节约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可以为理解政策制定提供一个新的、合理的解释窗口,提供政策过程微观政治分析的可能,从而为节约交易成本,改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无论是对现有政策的评价、不同政策的规范化评估或是替代政策的推荐等,都必须认识到制定政策面临各种交易成本的约束,这些交易成本影响了政策制定的效率,使政策制定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计算问题,而是许多试图影响政策制定者(代理者)行为的参与者(委托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博弈,政策是政治博弈均衡的结果。     

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由于"复制"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敷衍性执行、变异性执行、停滞性执行等问题的影响,公共政策不能有效实施。政府部门必须采取提升政策质量,扩大并优化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实行民主决策,创新执行方式,加强监督,实行问责制等措施进行改善和防治。     

政策制定过程中官员、专家、公众的互动模式——基于政策“类型——过程”理论框架的分析

伴随着我国社会发展中政策环境的复杂化、政策问题的多元化以及政策本身的价值追求,政府传统的政策制定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仅凭官员一己之力已经难以科学合理地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期待政策制定过程的重塑,吁求打破政策制定的“黑箱”,引入体制外主体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把专家与公众纳入政策制定体制,形成“政府、专家与公众”三位一体的政策参与主体框架,这已成为发展趋势.当然,这还需要对政策类型和过程做出更精细的界定和划分,准确阐述参与主体权力的重新配置和互动机制的构建,更需要在案例的比较、研究、分析中做出有效性验证.     

我国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提升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公众参与正步入健康有序的轨道。然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多元化使我国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实践中,我国现阶段的公众参与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的不足。本文拟从描述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和提升措施两个方面对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加以论述,以启发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认识和提供进一步分析的思路。     

日、美企业决策方式的比较及其评价

日本企业的决策方式是一种集体决策制度 ,决策层要拍板一件事情 ,必须找到决策的依据 ,并历经循环往复的论证过程 ,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 ;美国企业的决策特点是个人决策——个人负责制 ,以客观分析为基础广泛分享决策权。日本传统文化注重群体意识 ;美国的移民文化强调个人奋斗。日本企业的决策能够集思广益 ,保证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执行顺利 ,然而决策速度缓慢 ;美国企业的决策迅速 ,对外界环境反应灵敏 ,责任明确 ,然而单凭个人决策难免失误 ,主观武断 ,同时不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