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逻辑的输入与明末文化思潮

明末西方逻辑的输入是中西文化第一次碰撞的产物.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也把西方的逻辑学介绍到中国.对于传教士来说,译介西方逻辑是为传播宗教服务的.而具有科学思想的中国士大夫显然有别于传教士,如果说徐光启翻译西方的演绎逻辑是翻译西方科学的副产品的话,那么李之藻翻译<名理探>则是为了矫正明末空疏的学风.     

后现代文化理论建构中的批判性视角--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运作

詹姆逊是西方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之一,他介入后现代批评的标志是论文<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的发表.他认为,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晚期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作为反映社会结构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也应运而生,它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产物,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     

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四题

汪奠基先生在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创造性见解有四点:(1)中国逻辑史具有人类共同的思维形式,但它具有中国语言的特殊表达形式;(2)"名辩"学是中国古代的逻辑,属于非形式逻辑的范围;(3)"推类"是中国传统推理的主要形式;(4)研究中国逻辑史不仅要研究人文历史的资料,更要重视研究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发展的资料.     

周礼全对语言逻辑的巨大贡献

周礼全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逻辑学家,他生前积极主张研究与推广自然语言的逻辑,对我国语言逻辑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周礼全先生对语言逻辑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周先生是我国第一位正式提出自然语言逻辑的概念与体系的逻辑学家;(2)周先生在语言逻辑上最有创意的理论是四层次语义理论;(3)周先生最早介绍了国外的预设和隐涵这两种语用推理方式;(4)周先生强调语言逻辑中要讨论修辞问题.     

东方逻辑发展对推进人工智能逻辑发展的启示

基于东方文明独特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东方逻辑有自己的特质。东方逻辑和人工智能逻辑都是一种应用逻辑,是基于经验的逻辑,是形式真与实质适当相结合的逻辑,是经典演绎逻辑、非经典演绎逻辑和非演绎逻辑并存的广义逻辑。人工智能逻辑作为发现的逻辑比东方逻辑更具优势,东方逻辑则在器与道的结合方面比人工智能逻辑更有优势。东方逻辑发展对人工智能逻辑发展的启示在于：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方法论要求从本民族文化背景出发,就这一思想体系原来的形态来把握它,也就是采用“把握原来样态”而不是通常采用的“据西释东”方法论原则。年轻的人工智能逻辑应该从古老的东方逻辑智慧中汲取思想营养,对东方逻辑的当代探索可能为推动人工智能逻辑发展助力。     

文学史写作中的他者问题--兼评王晓初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

王晓初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引起了我们对现代文学史写作中"他者"问题的思考.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在横向的共时轴上应该借鉴其他学科和其他文化这两个"他者"因素,在比较中完成对"文学性"和"民族性"的更好认识;在纵向的历时轴上,作为历史的"绝对的他者"的我们,应该在事实真实和逻辑真实的辩证关系中,完成对现代文学的作者、作品、读者的完整把握.     

关于逻辑真理是否可错问题的再探讨——兼复梅祥同志

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是不可错的.真理可分为科学真理和逻辑真理,前者是有关思维具体内容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真理,后者是有关思维形式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真理,亦即正确思维形式的真理.由演绎逻辑系统所揭示的各种有效式(恒真式)也即是逻辑真理.逻辑真理乃是客观事物某些最一般的性质和关系的正确反映.逻辑真理是不可错的.逻辑定理和逻辑真理不可混同,只有那些确实是恒真式的逻辑定理(它们是逻辑定理中的大多数)才是逻辑真理,并非是恒真式的所谓"逻辑怪论"的逻辑定理就不是逻辑真理.逻辑真理是不可错的,逻辑定理是可错的.     

东方逻辑发展对推进人工智能逻辑发展的启示

基于东方文明独特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东方逻辑有自己的特质。东方逻辑和人工智能逻辑都是一种应用逻辑，是基于经验的逻辑，是形式真与实质适当相结合的逻辑，是经典演绎逻辑、非经典演绎逻辑和非演绎逻辑并存的广义逻辑。人工智能逻辑作为发现的逻辑比东方逻辑更具优势，东方逻辑则在器与道的结合方面比人工智能逻辑更有优势。东方逻辑发展对人工智能逻辑发展的启示在于：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方法论要求从本民族文化背景出发，就这一思想体系原来的形态来把握它，也就是采用“把握原来样态”而不是通常采用的“据西释东”方法论原则。年轻的人工智能逻辑应该从古老的东方逻辑智慧中汲取思想营养，对东方逻辑的当代探索可能为推动人工智能逻辑发展助力。     

《黄帝四经》的“正名—用名”逻辑研究

逻辑学是研究论证结构与规则之学。帛书《黄帝四经》逻辑为"正名—用名"论证类型,"正名"是确立名之所指,反映着道家的名实观;"用名"体现于"君人南面之术"里,为执政治世之保证。《皇帝四经》"正名—用名"逻辑是先秦道家逻辑的一部分,只是《老子》讨论重点在"道"名上、《管子》与《皇帝四经》一样讨论重点在"物"(社会政治)名上,《庄子》则兼而有之。"正名—用名"逻辑是一种离不开具体内容的论证类型,有着鲜明的社会政治的功利性。先秦道家逻辑是先秦逻辑的一部分,先秦逻辑都是此种类型,不是演绎、归纳的逻辑,也不同于佛教逻辑。正是因为"正名—用名"是一种论证结构而成为中国逻辑类型,又有别于中国哲学,但是它必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由此来确立中国逻辑之身份。     

论"语言转向"的发生

“语言转向”发源于20世纪初的逻辑分析学派,它的发生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数学史上的罗素悖论与物理学史上相对论的提出;而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都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因而“语言转向”在逻辑上是对哲学传统的继续。在方法上它一反传统的归纳演绎代之以逻辑分析;在思路上抛弃了近代哲学的理性标准而关注问题的根本———语言,因而它又是对哲学传统的反叛。但纯科学主义立场的缺陷也决定了它必然走向新的发展。     

非形式逻辑的对象及其发展趋势

随着非单调逻辑的产生和发展,人们提出了“究竟什么是逻辑”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两种不同回答,形成了逻辑学的两个学派??抽象逻辑学派和具体逻辑学派。抽象派主张逻辑学是研究有效论证的科学,具体派则认为逻辑学是研究好论证的标准的科学。前者把论证的有效性看做是完全从其背景中抽象出来的,是研究基于零主体的人工语言论证的分析与评价,实际上把论证评价标准局限于演绎逻辑或单调逻辑范围之内,并把归纳推理、回溯推理和各种实践推理排斥在逻辑学之外;后者则认为论证评价需要考虑其运用背景或论辩目的,研究的是基于多主体的自然语言论证的分析和评价,涵盖了各种形式实践推理的研究,并把论证评价的标准扩充至了修辞学范围。如何划清逻辑与修辞在论证评价中的作用范围呢?非形式逻辑学家们似乎正在做这项工作。该文在把论证分为作为静态成品的论证和作为动态过程的论证两大类的基础上,把非形式逻辑区分为形式论辩学派和语用论辩学派两大学派,分析了非形式逻辑的理论来源、基本特征和研究对象,探讨了非形式逻辑的发展趋势。     

大学发展连贯性研究的构想：历史、逻辑与实践相结合

鉴于以往有关大学发展“历史”的、“逻辑”的和“实践”的研究显得零碎、散落，从而导致研究结论的孤立和脱节，倡议开展一种旨在立足中国实际、结合时代特征、面向未来的关于大学发展“历史”“逻辑”“实践”的连贯性、系统性、完整性研究方案。在分析大学发展逻辑的历史方法与比较方法、实地调研与典型剖析方法以及逻辑分析与理论建构的多学科方法基础上，提出大学发展是大学这一组织体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既有量变又有质变的动态演进过程；“大学发展”应包涵“本原逻辑”和“支撑逻辑”两个方面；其动力机制主要包括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志愿机制。     

言语与中西文化差异--张东荪的言语观诠次

张东荪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非常注重对言语问题的研究。他从言语的角度,以求中国与西方文化差异的研究思路,对中国文化、逻辑、哲学的特征进行了自己的探讨。他指出,言语的不同是中西民族文化差异、逻辑有别、哲学迥异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文化、逻辑、哲学并非人类的普遍模式,它与中国文化、逻辑、哲学是各具特性的不同的文化系统。     

试析法律推理的含义和特征

较为常用的法律推理的涵义有三种:第一,法律推理是形式逻辑推理在法律中的应用;第二,法律推理就是法律规范推理;第三,法律推理是法律适用的推理。作者对这些定义进行评价。法律推理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法律推理的思维功能是论辩推理;第二,法律推理的总体思维模式属于"演绎论证模式";第三,法律推理的逻辑结构是形式逻辑推理与论辩推理的综合运用;第四,法律推理的推理功能表现为一种实践推理。     

当代台湾逻辑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当代台湾逻辑学的发展,一方面构成了当代中国逻辑发展史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台湾文化的发展当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当代台湾逻辑学的缘起与渊源、发展与演变,本来就与大陆逻辑学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另一方面,当代台湾逻辑的发展又形成了许多独特的风格或特色。因此透过海峡两岸逻辑学的交流与互动,将会更进一步地推动逻辑学在大中华文化圈内的新开展。     

对演绎推理若干定义的考辨

本文以现代逻辑理论为依据,根据形式逻辑的性质,对国内流行的若干演绎推理定义的说法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提出了比较全面而确切地概括演绎推理的逻辑本质的定义:(一)演绎推理就是结论的断定范围不超出前提断定范围的推理;(二)从前提A演绎出结论B,当且仅当,如果断定A并且断定A=B,则断定B。     

哈耶克的知识观对高校人力资源开发的启示

作为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的哈耶克,其自由主义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是建立在“理性不及主义”基础上的知识观。哈耶克知识观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分立的个人知识”、“默会知识”以及“无知”的逻辑理路。哈耶克的知识观对于当前高校人力资源开发具有如下几点启示：尊重高校教师个体的知识技能;重视教学科研团队的打造;要切实推进教师学术能力、国际化视野、社会实践能力。     

论印度佛教逻辑的两个高峰

国内外对印度佛教逻辑的认识有普遍的误解。印度逻辑史上首次创建演绎论证式应当归功于佛教逻辑。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是印度佛教逻辑的两个高峰。陈那因明为印度演绎逻辑打下基础,法称因明最终使论证形式完成从类比到演绎的飞跃,使之达到西方逻辑三段论水平。     

马一浮国学观散论

当今谈国学不能不追溯百年前学人的国学观。要追溯百年前学人的国学观,就务必要了解章太炎、马一浮的国学观,因为章马两先生的国学观是上个世纪初学人国学观的典型。本文对马一浮国学观的探讨,重在说明：马氏不赞成章氏以经、史、子、集四部学问谈国学,将“国学”楷定为“六艺之学”。他对于其国学之定义并没有予以论证,只是陈述了他的看法——“国学”为“六艺之学”,是因为中国固有的四部学问为“六艺”（六经）所统摄。他不但认为“六艺”统摄中国一切学问,还进而强调“六艺”亦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这一强调,旨在凸显“六艺之学”的世界意义,为其“世界人类文化最后必归于六艺”之见解确立学理上的依据。     

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产生影响的原因探析

作为批判理性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卡尔·波普尔，其一生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的历史决定论上。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驳斥，即他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从总体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但他的这些错误思想在世界上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人们中间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究其原因，我认为这首先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有关；其次与他批判的特点有关——用貌似纯科学的方法作纯学术的批判；三是其批判锋芒所指虽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主要是指17—18世纪历史决定论，特别是指被教条化、庸俗化和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更深层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在实践中运用辩证逻辑概括出来的，而波普尔的批判主要运用的是形式逻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样的逻辑和方法是人们通常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