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研究与发展:伦理评价与政策透视———简评毛新志《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与公共政策》一书

转基因作物/食品的伦理问题和公共政策作为当代科技伦理与生命伦理学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受到政府、学者和公众的密切关注。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层面,而在社会学、管理学尤其是哲学/伦理学层面则相对薄弱。毛新志教授的新著《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与公共政策》从哲学/伦理学层面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与发展进行了全面、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角研究转基因作物/食品提供了研究基础和方法借鉴。作者从事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问题与公共政策的     

论公共政策系统中的伦理价值问题

公共政策是对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它是一门关于公共选择的科学。公共政策的伦理价值问题则是在公共利益的分配中对公平、公正、公益等伦理价值产生的偏离。政策选择主体的价值取向、政策制度中的价值导向以及政策环境的主导价值都影响着政策的选择行为。公共政策的伦理问题渗透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解决。     

论政府生态伦理政策的构建——以厦门PX项目迁建为例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各种生态伦理问题日益突出.运用生态伦理的理论和原则来指导政府决策,制定符合生态伦理精神的公共政策,就成为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必然途径.生态伦理政策的构建就是在传统政策模式的思维中添加新的生态伦理视角,把生态伦理的基本理念和价值现贯彻到整个政策制定过程.     

功利主义与公共政策伦理:如何从冲突走向和谐

古典功利主义以"趋利避害"的人性主张为出发点构建其理论,功利原则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其公共政策伦理的基本价值诉求.然而,功利主义的基本主张却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以功利主义为价值规范的公共政策具有结果性、经济性、短期性、失衡性等特征,必然导致政策之逻辑冲突和实践困境.由于它无法解决公平分配问题,无法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其决策价值位序无法立足当代社会,而且容易导致公共政策的自利性.因此,公共政策伦理应该拒绝经济理性人假设,明晰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及公共责任,以公平正义为首要价值,实现从功利主义政策向公平政策的转变,与时俱进地追求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唯有如此,政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策冲突及其实践困境,社会才能从冲突走向和谐.     

论当代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取向、界说与评价途径

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经历了效率至上的传统公共行政决策时期、公平为主的新公共行政决策时期和市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政策时期.上述各时期的公共政策价值目标囿于特定的时空条件,均未能科学地反映并解释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对当代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考察任务,就是要透过复杂的政策现象,超越具体的决策过程,于其中提炼旨在主导一切政策与决策的基本理念.基于公共政策的本质和特征,基于社会发展的态势与规律,当代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取向,只能是社会属性与利益属性交融统合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实现有赖于当代公共政策制定与运行机制的变革.公共利益的评价及其标准则无疑是当代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现实回应.     

公共政策选择中价值冲突根源探析

阐述了公共政策作为一个过程,在制定、实施以及评估的过程中存在着时空、对象选择、职业伦理等几个层面的价值冲突。指出公共政策中价值冲突既有政策过程本身的客观原因,反映在政策过程中的"机会成本"和"负效应"两个方面,也有政策过程的价值观根源。认为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价值冲突实质上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主体基于不同利益和目标的差异,反映了基于多元化需要基础上政策参与者间的利益冲突。     

西方公共政策的伦理价值研究

实证主义关于"事实和价值相分离"的研究方法使西方公共政策实践偏离了政策科学产生的逻辑起点.为弥补政策领域中实证主义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运用专业伦理的研究方法试图把公共政策领域的伦理价值研究置于一个理性的命题.实际上,西方公共政策的价值冲突表现为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与利益之间的冲突,根源于特殊利益集团和精英主义理论所形成的社会公共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矛盾,以及理论上的原则政治与现实中的利益政治相悖.尽管如此,西方公共政策的伦理价值研究有其不可低估的学科意义.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过度偏离”现象探析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我国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功能出现了障碍,尤其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政策执行活动不当甚至非法“偏离”政策目标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本文在假定我国政府的决策是合法正确的前提下,主要探讨当前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过度偏离”政策目标,进而导致不当甚至非法的政策执行现象,从公共政策的决策体系、执行主体、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及其解决之道

现实中,公共政策执行偏差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是方向上的偏离,二是程度上的不足。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解决之道是：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协调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利益关系,提升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素质,营造适宜的政策执行环境,完善政策执行监督与问责机制。     

认知分歧与共享现实:公共政策绩效损失是如何产生的?

公共政策绩效损失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将"什邡决策困局"作为研究对象,回答了"什邡钼铜项目"决策绩效损失产生的过程、原因与内在机制等理论问题。研究首先梳理了"什邡钼铜项目"决策绩效损失的产生过程,即由认知分歧一利益分歧—街头抗议—绩效损失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关于公共决策绩效损失的理论:界定了公共政策绩效损失的涵义并说明了其研究价值;发现公共价值建构不足是导致政策绩效损失的根本原因;发现认知分歧、共享现实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公共政策绩效损失产生的内在机制性因素;发现绩效领导力以及合作生产理念不足是公共政策绩效损失的主要原因;认为政府必须重视和应对社会认知场所的深刻变革。     

熊十力“乾元性海”思想探析

熊十力先生“乾元性海”命题将“乾元”与人之本性系联起来,在天人合一的大前提下,以乾元在人谓之性,乾元之“乾”乃刚健不息之意,故乾元本体在人亦成就刚健不息之性。故熊氏言“性”特别突出“生生之本然”,即人禀此生生不息真几而生,亦当生生不息,刚健向上。但是乾元健动不止并不是毫无险阻,由于坤势凝聚作用,人禀坤有形,与物接触,形成与本心相反的习染之势,障蔽本心,阻碍乾元发用。故人必须破除险阻,畅发自性。因此,熊氏论心性修养时,极为注重生命力的刚健不息。效法坤势的收摄承载作用,熊氏也注重涵养本心,根据《观卦》爻辞,提出“观生”的收敛工夫。     

舒斯特曼的美学及其“桥梁”意向（下）

舒斯特曼在生活与艺术、伦理与美学之间的桥梁意向集中表现于他以“伦理的审美生活”作为人和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把人做成一件艺术品”。这种“生活艺术”试图沟通善与美的理念,带有明显的消解差异之后现代性,关系到个人怎样实现自身价值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合乎人的美好生活——联系着的构想。这种文化选择通过审美活动与对生活的美学理想及日常的实践相连接,又通过政治道德理想与政治生活的实践相关联。同时,他的身体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提议”本身就包含着“非学科化“之悖谬。在审美经验与性经验关系上,他的桥梁意向的强化更遇到不可克服的“非美学化”或美学“非科学化”之困窘。如果说他的哲学和关学的价值在于桥梁愿望和作用,他的失误也正在这里。在无差别的同一性下,桥梁变成了要拆除的东西,可以说“成也桥梁,败也桥梁”。     

论爱默生与老子之"道"

美国超验主义的创始人爱默生与古代中国圣人老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存在着惊人的相通或相似之处。前者认为＂超灵＂是万物的发端与归宿,人类应当崇俭抑奢,依赖直觉,回归自然,从而获得精神的圆满;后者则认为＂道法自然＂,人类需＂复归于朴＂,＂涤除玄鉴＂,通过＂直觉＂洞察和体悟＂道＂的最高境界。爱默生视自己为美国社会精神和道德种子的播种者,他之所以关注东方哲学思想,主要是为了借助东方而重新找回西方。     

“中性”货币政策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

通过货币政策为经济增长＂冲锋陷阵＂的国际、国内的实践考察,认为货币政策不应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主张放弃＂货币政策无所不能＂的思想,实施＂中性＂货币政策,通过稳定物价、减少宏观经济波动,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可预期的、稳定的货币环境,平滑经济过程,从而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     

论尼采哲学为生命辩护的审美向度

“上帝”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一直以来都为西方人提供着终极关怀与死后的慰藉。“上帝”之死导致了最高价值缺位,撇下西方人在一个缺乏意义与充斥着荒谬本质的世界上独抱孤怀。在尼采看来,科学与道德都无法为生命提供终极的价值关怀,只有艺术,传承了神话的精髓,将人的生存审美化并为人的生存提供永恒、神圣的指引。     

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安启念教授《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一书读后

安启念《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为我们走入马克思恩格斯心中的“伦理世界”提供了一种富有新意的解读路径。传统的伦理学研究社会个体成员应该具备怎样的道德修养、如何“克己复礼”以实现社会秩序良好和国家团结稳定,即通过对人性的改造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马克思恩格斯则立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探讨如何通过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进行革命和埋葬,以建立适应人的发展的新社会,即通过对社会的改造来实现人的解放。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是对传统伦理学的颠覆,是真正无愧于人性的社会伦理学。     

基于“价值链-政策工具”框架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分析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矛盾的凸显,如何通过政策优化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通过建构“价值链-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选择近10年中央层面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文本,运用内容分析法,试图揭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工具的运行规律及其偏好,并提出政策路径优化建议。研究表明：在政策工具使用上,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存在内部比例不均衡或不足情形,偏向于环境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比重较低;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政府负责,市场配置、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等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格局尚未形成。为此,应提升政策工具使用的均衡性,完善政策监督评价机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市场、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从康德道德文化看圆善之铸成——读《圆善论》

康德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论述了人性中原初的善、人性中根本的恶、人的堕落、人的重新向善、道德寻求宗教等内容,尤其是康德“至善”的思想对牟宗三影响很大,牟宗三受到启发创作《圆善论》,重铸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尝试通过梳理康德思想内涵,逐步引出牟宗三的圆教与圆善思想,从而发现此二者之间思想精髓的内在的一致性.     

庄子“言不尽意”中的生命价值意识

庄子从作为万物之本原的“道”出发,把“意”放在整个“道”的系统中来观照,认为语言所表述的只不过是破坏了人之本性后一些经验性的东西而已。他认为人的本质即不为外物所累的“天人合一”,追寻的是一种真率自然的理想人格。这种持守人的本性的独特生命价值意识极为强烈地渗透在他的“言不尽意”观点的阐述中。     

论道德人格的伦理实体背景及其价值生态

作为个体的人,其本质属性是一种＂关系的存在＂,只有在＂关系的存在＂中,一个有理性的人才会意识和思考自己生命存在的真实性及其意义、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真实性及其意义、自我和他者寄身于其中的人类社会整体与外在于人类同时又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人居条件和物质资料的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真实性及其意义。以＂自我＂为原点的这种真实的＂关系的存在＂,构设了＂道德自我＂的社会实存及其型塑的伦理实体生态,进而悬设这一伦理实体生态中的＂我＂的道德人格的价值生态,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谐共存、身与心和谐共进,以期走出麦金太尔教授所隐忧的＂认识论危机＂,实现现代人生命体认与安顿、道德认知与建构、人性提升与人格完善的伦理学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