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法律主体批判

"法律人格扩展论""人工智能发展论""有限人格论"是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理论的三大论据。针对这些论据,可对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理论展开批判。首先,在法律人格理论层面上,"法律人格扩展论"的主张不合法理。法律人格发展至今始终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人的内涵外延无法涵盖人工智能,法人亦与其背后的自然人密切相关。其次,在人工智能技术层面上,"人工智能发展论"的幻想不切实际。现阶段人工智能虽具自主性,但不具意识、意志和理性。对未来人工智能的科幻想象亦绝不能成为法治的注脚。最后在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制度构建层面上,"有限人格论"的设想无法操作。其无法解决具体制度设计中的矛盾,无法实现法律的作用,且不当转移了责任风险,最终将有害于人的权利保障。因此,人工智能无法成为法律主体。     

论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体系定位与立法属性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并非属于一种"超个人风险"类型。对人工智能刑事风险认知的主观幻化现象进行逐一诘问，能够得知：超个人风险分为事实层面的现象风险和规范层面的法律风险，智能产品在设计和编制程序范围外，其所实施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仅是一种纯粹事实的现象风险。人工智能产品刑事责任评价的路径阻却在于智能技术本身缺乏生活情感的经验总结、智能产品适用刑罚规范不具备现实意义、深度学习是凭借人类思维模式的基础输出进行的。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立法归责应确立限制从属性，亦即，限制可允许性与超越性的人工智能风险之存在，明确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从属于自然人主体。继而，可为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立法的科学化探索奠定理论基础。     

人工智能体刑法地位的教义学反思

随着智慧社会的到来，人工智能体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智能水平不断提升，与之相关的犯罪问题逐渐走向理论和实践的焦点。人工智能体冲击着刑法教义学主体和客体相区分的二元结构，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探讨人工智能体的刑法地位应当改变混同分析主体性和能力性的思路，区分不法和责任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应基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明确现阶段人工智能体仍然属于弱人工智能，因此其无法成为犯罪人或被害人，也无法具备责任能力或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人工智能体日益可能成为犯罪对象，与之相关的自然人和法人犯罪也应当受到重视。探讨人工智能相关的刑法问题应当立足于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与理论范式。     

一种面向人工智能体开放的伦理学

人工智能体具有类似人类的智能和自主能力，其行为可能导致他人或社会受损，这就要求伦理学理论面向新兴的人工智能体开放，承认人工智能体在有限意义上具有道德能力。面对人工智能体引发的伦理问题，学界出现“机器人伦理学到底是人的伦理学还是机器的伦理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人工智能体具有的自主能力能否使其具有道德能力。这种挑战具体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工智能体能否赢得道德关怀资格。面向人工智能体开放的伦理学试图以“相似性”标准扩充“理性”标准、“感觉”标准和“生命”标准，从而将人工智能体纳入到道德关怀名单之中。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体能否成为道德主体，承担道德责任。面向人工智能体开放的伦理学尝试以基于机器学习的道德自主能力为基础，承认人工智能体是一种类似于人类的准道德主体，需要承担相应的有限道德责任。面向人工智能体开放，意味着需要调整和补充现有的、属人的伦理学理论，以便将人工智能体真正纳入到伦理学理论中来。     

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比较研究

世界范围内刑事再审启动主体制度,根据国家刑罚权基于不利于被告人的理由能否重新启动,可以分为国家刑罚权启动再审禁止主义和限制主义。其共同基点是限制国家的刑罚权和保障被告人的救济权。我国刑事再审启动主体制度的设计体现了国家本位主义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立法思想,表现为国家公权力的过度膨胀和越位,被告人救济权利的漠视和隐退。     

人工道德主体是否可能的意识之维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体日益表现出一定的自主、自治的主体性行为特征,这催生了人工道德主体是否可能的论题.意识问题是制约人工道德主体是否可能的关键维度.目前人工智能体能在功能等价的意义上对意识的智力性认知层面予以模拟,但并不具备对于一个道德主体来说至关重要的现象学意识.人工智能体缺乏产生现象学意识的本体论基础;缺乏现象学意识第一人称的定性特征;缺乏现象学意识的情感元素和移情理性.因此,目前的人工智能体尚不是伦理自治的主体,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道德主体.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可专利性及权利归属

强人工智能或超人工智能逐渐脱离人类意志并能生成技术方案，这对专利制度提出了挑战：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是否应得到专利法保护、是否属于专利客体、是否符合“三性”要求以及应如何配置权利等。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多属制造方法或操纵方式，不应排斥在专利保护范围之外；坚持既有的绝对新颖性、实用性和创造性的要求，并不妨碍将其作为专利保护。囿于人工智能不具有法律主体地位，可在申请文件中标明其为名义上的发明主体，比较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所有者与使用者的贡献差异，应将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权利赋予使用者，由其享有权利收益。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累犯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从刑事立法层面走向刑事司法,并在具体的刑罚裁量中发挥其现实作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内涵在于“区别对待”,其整体从宽的刑罚倾向并不能否定其内在的从严惩罚的必要性。累犯从重处罚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法定量刑情节但同样需要呼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精神,并在对应刑罚更为严厉性处罚的同时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的差异化内核贯彻其中,在具体的刑罚裁量中实现刑罚均衡的价值追求。     

论无人驾驶汽车交通肇事的刑法规制

无人驾驶汽车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产物,其广泛使用所带来的法律问题不容忽视。其中,对无人驾驶汽车交通肇事行为的刑法规制是刑法学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严重的无人驾驶汽车交通肇事"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既是无人驾驶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具有刑罚的正当性。但因无人驾驶汽车这个智能体缺乏刑事责任主体的必备要素且无法考证其主观罪过,故不应成为无人驾驶汽车交通肇事"行为"的刑事责任主体。对此,我们应根据犯罪论的基本原理,结合案件的实际,划定无人驾驶汽车的设计者、制造者、销售者和使用者的刑事责任。为有效规制无人驾驶汽车严重交通肇事"行为",建议刑法增设非法利用人工智能罪、人工智能监督过失罪、无人驾驶汽车交通事故罪等罪名,构建科学的应对无人驾驶汽车等人工智能犯罪的刑法体系。     

基于单列后果说的违法所得刑事追缴研究

当前刑法理论上关于追缴违法所得的刑罚说、保安处分说、刑罚与保安处分混合说等具有较大不足,刑罚说难以解决不法取得所得与刑罚依赖定罪的矛盾,保安处分说无法解决对人身危险的处分与违法所得属于物的矛盾,混合说实质上属于刑罚说.有关境外立法形成的英国"民刑复合型"理念与制度以及德国的"三元并存型"理念与制度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刑事诉讼法的两次修改对刑法形成了倒逼效应.对违法所得的刑事追缴应当确定为刑事单列后果,不以定罪为前提,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均衡原则.应适时修改刑法,将追缴违法所得与其他刑事处罚措施明确区分,对腐败犯罪违法所得的追缴可以试行更长的追诉时效.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论上市公司监事提名制度之完善

监事提名制度属于任免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 ,分为提名权享有主体和提名对象资格两部分。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省都详细规定了监事提名制度 ,与之相比我国监事提名制度非常粗糙。因此 ,应借鉴这些经验 ,对我国监事提名制度加以完善     

论证据排除规则与证据禁止原则

文章对证据排除和证据禁止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设立的内在法理根据和价值功能;对英美法国家和大陆法国家适用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的具体要求和法律效果,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对我国的立法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了立法上的缺陷和理论上存在的误区,并对设立和完善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商自然人破产能力之承认与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对票据法的有权解释,商自然人可以作为汇票的付款人进行票据支付行为.但是我国新颁布的<破产法>仍然没有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这样势必造成商自然人作为汇票付款人.当其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行使遭遇阻碍的后果.因此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对于弥合法律之间衔接的漏洞.保证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顺利实现,贯彻落实票据法的立法宗旨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