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感与现代性的悖论冲突——《尘埃落定》叙事视角分析

《尘埃落定》选择了麦其家的傻子二少爷为叙事视角展开叙述,但在实际的行文中我们发现,这个傻子实际上是作为一种修辞策略,而并不具备傻子叙事的典型特点。作为叙述者的“傻子”具有全知全能叙事的特点,能知晓超越的时间、空间,并能通晓人的内心。傻子话语还具有多重性,他的话语表现为对话性质。傻子视角的神秘性和宿命性实则是藏族佛苯结合宗教传统的影响,而多重性又体现出现代性对民族文化的入侵。     

眼睛中的独特魅力——论小说的独特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的多样化选择是现代小说确立其独立品质的标志之一,把叙事视角作为有意味的叙事策略,可以总结出傻子视角、儿童视角、死人视角和非人类视角这四种独特的叙事视角,这四种独特的叙事视角具有不同的魅力和意义.     

“缺失”的表征与隐喻——论新时期以来的傻子叙事文本中的傻子特性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傻子叙事。傻子视角叙述是一种有意味的叙事策略。通过对此类文本的平行解读,旨在论述蕴含其中的文化隐喻,并尝试概括傻子叙事的表象特征及其弱势地位。     

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及审美趋向。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就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迟子建小说叙事中的"自然"母题

“自然”叙事是迟子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文章从阐述“自然”在迟子建小说创作中的艺术体现以及迟子建的自然观入手,深入探讨迟子建小说创作中对于灰暗现实的超越以及在超越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学观念、文体风格和美学追求,进而触及迟子建小说叙事的诗学内核。     

须一瓜小说中都市家庭“人性”叙事之探

女作家须一瓜的小说创作,因其独特视角与叙事,不仅受到文学界持续增温的关注,同时也随其作品受到影视界青睐而改编的成功,越来越为大众所熟知,其影响力日益扩大。须一瓜小说叙事核心重在对都市家庭“人性”的深刻呈现。其大致可分为三种样态：一是用全知视角呈现中国市场经济状态下家庭空间中被异化的“人性”;二是在固定式内聚焦视角模式中尝试改写家庭内涵以修复“人性”;第三类综合前两类,采用固定式内聚焦追问匮乏的“家庭英雄”,由此敞开“人性”中的“神性”光辉。须一瓜的小说视角与艺术,无疑丰富了文学中关于家庭伦理场域中的“人性”叙事。     

"挂笔"宣言:大江健三郎后期小说创作的新策略--兼论大江健三郎"后期作品的风格形式"

大江健三郎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出人意料地发表的“挂笔”宣言,其实这是他后期小说创作的新策略,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摆脱渐趋僵化的“大江式”的小说模式,重新寻找自己的“后期作品的风格形式”。大江后期创作的风格形式主要表现为:确立“灵魂”主题在创作中的核心位置;创作前以宣布“挂笔”的方式,清空自己的心灵;构思上努力打破时空界限,以寻求“可以从全方位来表现”灵魂主题;叙事上则表现为一种结构与解构并举的风格。     

从"历史"和"叙事"出发——"新历史小说"研究问题概说

“新历史小说”,自生成之日起就存在着命名、指认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争议。这一现象的出现,除了与其自身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有关之外,还与认知的视角和理论的转换密不可分。本文从概念述析和阶段演变的角度出发,渐次过渡到“历史”和“叙事”的问题。鉴于域外存在的理论背景,当代中国的“新历史小说”问题研究必须强调叙事的维度和历史的关联等侧面,而上述内容,正是认识这一现象的逻辑起点。     

论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

唐五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 ,它的出现表明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已摆脱子、史的束缚 ,逐步走向成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唐人“有意为小说” ,叙事艺术的增强是唐五代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勾勒唐五代小说叙事视角的多样化以及各种叙事视角自身的特点 ;二是在叙事时间上 ,标注年号、有意识“扭曲时间” ,顺叙、倒叙、插叙、补叙、预叙等叙事笔法的运用构成唐五代小说独特的叙事时序 ;三是叙事结构上 ,呈现出程式化、板块状的特点 ,作者还通过设置“小说之眼” ,使叙事结构趋于谨严、完整     

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跨族别写作抑或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创作形态--《尘埃落定》艺术创新探究

在《尘埃落定》的十数家评论家言中 ,高屋建瓴地揭示作品艺术价值、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因而有广泛影响的评论是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与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辩证统一说 ,也概括为“跨族别写作论”。特殊与普遍的统一、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结合是一切伟大作品成功的基础 ,包括中国现代各民族杰出作家在内的当今世界优秀作家都追求并探索着并不同程度地实践了这一近现代的卓越美学思想。《尘埃落定》在“傻子”视角叙事、演绎“权力寓言”、表达人性尊严等几个层面 ,体现了“跨族别写作”的超越、突破 ,但笼统地说开创了“跨族别写作”的“新写法” ,容易夸大作品的“划时代意义”。笔者倾向于把《尘埃落定》的艺术创新定位于 :贡献了一种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 ,很难作出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划分 ,超越特定题材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 ,具有强烈隐喻性和表现性、象征性和寓言性的新型创作形态的范式。这样言说并不否定特殊与普遍统一的“跨族别写作论”却能突出作品在 2 0世纪 90年代小说创作的重要流向和审美意识的主要变化的代表意义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