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     

朱熹在浙东茶盐提举任上

浙东南宋淳熙年间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绍兴府尤烈.淳熙八年(1181)七月,朱熹被荐举为浙东提举茶盐公事,专事赈灾,十二月到任,至次年九月罢官奉祠.任上采取了切实的赈灾举措,但由于受到朝廷和地方的多重阻力,收效不大,最后遭到罢官的下场.然而朱熹赈灾成功和其道学人格使朱学在浙东产生了很大影响.     

宋明理学中的道心人心问题——心学与朱熹的思想比较

朱熹的道心人心统一论是心学道心人心思想的一个主要观照对象.王阳明和湛若水提出了道心人心对立论,要点在于把人心人欲化,从而与朱熹的观点形成明显对立.刘宗周则提出了道心人心一体论,要点在于认定道心是人心的本心,从而与朱学有更多相近之处.心学家的道心人心论述在其思想体系中总的来说没有独立意义,而这与朱熹对道心人心的高度关注颇为不同.这些分析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对余英时的相关观点构成了挑战.     

明代朱学述论

心学在明代中后叶虽蔚为主潮,但朱学也贯穿明代始终.本文按学术演进的历史过程及特点,分别论述了洪武朱学、永乐朱学、宣德成化朱学、正德嘉靖年间与阳明心学相对立的朱学及晚明东林朱学.     

朱熹格物说的历史意义

朱熹创立的格物说 ,丰富了中国哲学史 ,它成功地把天下万物众理归结为一个理。这个理包括自然之理 ,也包括人心之理 ,从而构成了相当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以“格物”作为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 ,作为内圣外王的起点 ,对满足中国古代分散的小农经济社会的需要 ,对多民族的我国形成坚固的文化共同体 ,有着重要的影响     

存在主义与教育个性化思潮

存在主义哲学大约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成为西方世界最流行的哲学之一,并逐渐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文学、艺术、教育、生活态度等.形成了一个存在主义教育思想流派.存在主义的教育思想,主要是教育个性化.存在主义教育思想有什么样的特征?它的危害在哪里?这些问题是我们在研究外国教育时必须注意和弄清的.     

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以《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针对牟先生<心体与性体>(第三册)论朱熹的<大学>诠释部份做讨论,牟先生在此章中有几个特别的意见应为提出并讨论之,包括:以"顺取"说<大学>之工夫,以"明德"为德行而非德性,以"穷理"之所穷为存有论意旨,以"格物致知"为泛认知主义,以<大学>为与<论、孟、庸、易>不同的经典,以"他律道德"说格物致知工夫,以"诚意"与"格致"不是同一种工夫等等,而牟先生讨论这几项议题的哲学立场则是与全书其他章节的立场完全一致的.这些意见都是笔者以为不恰当的朱学诠释意见,牟先生并以之而设定一"横摄静涵"的型态以说朱熹为孔孟之别子,但笔者反对朱熹有牟先生所说的这一种型态之理论.     

简论朱熹心性动静的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 ,朱熹的“天理”、“太极”等范畴是独具一格的。然而 ,天理毕竟是宇宙本体论 ,如何落到心性之中呢 ?心性修养的功夫又何以可能呢 ?这是朱熹必须回答的课题。通过对朱熹心性动静思想的梳理 ,可以勾画朱熹思想从天理到心性到修养功夫的轨迹 ,从而吸取锤炼理论思维能力的有益资源     

张履祥所受刘宗周思想影响及其师门补救之功

清初理学家张履祥是晚明大儒刘宗周的重要弟子,但是张履祥后期由王学转向朱学,成了清初尊朱辟王的先驱。师事于刘宗周对张履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过二人的学术还是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世而选择了不同的道德践履理论,所以张履祥站在朱学的立场传承蕺山之学,对于师门有补救之功。     

关于朱熹天理人欲之辨的几个问题

天理人欲之辨是朱熹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它的评价一般都持全盘否定态度,主要认为它是“禁欲主义”、“将一切物质欲望看做是人生的不可避免的罪恶”,甚至“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神学问题”。“最集中地表现了朱熹哲学思想的僧侣主义实质”,等等。朱熹的天理人欲之辨的主要历史作用是保守的、反动的,这一点有大量史料可证,无可置疑,没有分歧;问题在于它是不是禁欲主义?是否背离了儒家伦理思想传统?它除了保守、反动的历史作用之外,还有无某种合理因素和可以借鉴、批判地继承之处?限于篇幅,这里仅就上述几个问题谈谈要点。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汉英语言文化中的模糊、精确现象与英语教学

由于对宇宙感知的角度不同,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文化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方式方面存在着差异。汉语因受汉文化整体式思维的影响,允许模糊性表达。汉语的这种特征并不影响用汉语沟通。但是,如果中国学生用英语交流时无意识地使用整体式思维,这种思维模式便是误导。而一般说来,模糊与笼统在英语表达中是应该避免的。通过分析汉英语言文化中的模糊、精确现象,可以探究影响中国学生用英语准确表达的相关因素,寻求改进目前英语教学的新路子。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解构与摧毁--德里达与海德格尔

德里达的"解构"一词来源于海德格尔的"摧毁"概念,二者都是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然而海德格尔的摧毁通过追问"存在的意义"却固执于一个问题的意义。但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作为一种游戏式反讽形式却允许形而上学解构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