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律动之“水”与消殒之“雪”——《边城》与《雪国》意象比较

《边城》中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传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精神和生命的意义，由此可窥见作家沈从文在小说中欲探索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包孕的文化内涵；而《雪国》中以“雪”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则彰显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禅宗思想，濡染了日本文化所独有的“物哀”、“幽玄”的美学风格，显示出川端康成对生命的独特探索。     

附魅、返魅与仿魅：影像化湘西的文化逻辑

对于湘西形象塑造，从来都是通过影像化的。影像化湘西塑造了人们脑中的湘西，经历了“印象湘西”“影像湘西”和“影响湘西”。而影像化湘西的文化逻辑是附魅，返魅与仿魅的三部曲。在传播学中解读的影像化湘西存在着危险的陷阱：商业和政治的封建化，这危害着湘西的文艺创新。     

老船夫的俄狄浦斯追求——《边城》与《俄狄浦斯王》悲剧因素比较

从反抗命运和人物的追求适得其反两点来看，老船夫与俄狄浦斯的悲剧行动非常相似，这说明《边城》具备了悲剧的基本要素，《边城》的“悲剧说”是有根据的。《俄狄浦斯王》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紧凑、激烈，《边城》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则委婉平缓，曲尽其意；《边城》不如《俄狄浦斯王》那样能引起巨大的恐惧、强烈的怜悯，产生的是轻微的恐惧、悠长的怜悯；俄狄浦斯属于“灭亡于英雄的特别悲剧者”，老船夫则属于“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俄狄浦斯王》和《边城》是善的悲剧，亦是命运的悲剧，“宿命”意识渗透在两部作品中；《俄狄浦斯王》悲剧处理，浓墨重彩，悲伤惨烈,《边城》的悲剧采用的是低调陈述法，似有似无；《边城》与《俄狄浦斯王》都表现了对命运的矛盾态度--既相信命运和命运的威力，又强调人的坚强毅力和积极的行动。两个作品又一次证明古今东西方作家对命运与人为的矛盾思考不断在延续。     

沈从文与湘西方言——兼论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的贡献

沈从文非常年轻时就离开其母语方言环境，出于一种自觉的“乡下人”身份认同，60余年语言面貌“湘西的根”未改。湘西根性的坚守，在创作上就表现为母语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语言自我的不懈探求，并在其“湘西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形象。这是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的独特贡献。     

《从文自传》与“边城”的意义

“边城”写作不仅描绘出被现代都市生活放逐的湘西一隅,更为出色的是,它在现代性挑战面前鸣奏出沈从文这位现代中国作家内心倔强而复杂的音律。与中国社会开始迅速向现代化转型的背景相关,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的“边城”写作生动形象地说明,在逐渐被现代生活遗弃的乡土边地究竟还有着怎样的事情使人怦然心动,怎样的人性之光仍然让现代人神往。作为文学艺术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一个表征,“边城”写作使我们在其中体会丰富多样的人性同时,也不能不反思现代社会一体化构想的缺欠,以及在现实理性所解释的范围之外,文学艺术还有一个多么广阔的关于人性尚有待发掘和添补的表现空间。     

用形式表现意象：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追求

重新解读沈从文1940年代的主要代表性作品《看虹录》、《摘星录》、“七色魇”系列等，发现他1940年代的文学追求是用文字构图作曲，用文字保留生命中的永恒的线条、色块、旋律等等美感意象，最终达到“用意象构筑形式”的艺术目的。他所要诠释的是“爱”与“美”的永恒。他希望用永恒的“美”去创造理想的生活，以此保留永恒的生命形式。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具有突出的文学史的价值。     

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

《水云》是沈从文著作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 它从哲理性、美学性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 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作了重要表达。在生命中“偶然”向如虹如星的接触中, 激起“情感”的燃烧, 用“抽象抒情、绪体操”将这种燃烧化成作品--《水云》的这种“偶然+ 情感”模式正是沈从文的“人学”模式和“创作模式”, 认识这一模式,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论“公民”概念的本质及其历史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它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内容，其本质是公民身份，即拥有权利义务的主体。它区别于人民、臣民、市民等概念。“公民”在西方经过了古希腊罗马、近代的发展，在现代又随着社会互动、国际交往和人道思想的普及等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公民”概念不断被扩展和修正，可以说，“公民”至今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文学意象、景观叙事与文化重塑——沈从文《边城》与湘西边城互构的考察

景观是由实体环境与文化意义交互作用而生发和演进的叙事系统。湘西边城通过命名、造景和解说等叙事策略关联沈从文的文学作品《边城》,实现景观的历史背景、文学幻景与旅游实景的叠合,以唤醒记忆的特殊方式凸显地域特色,进行文化传承、意义表达和价值重构。边城文化在景观制作、关联记忆、审美体验和景观认同等文景同构过程中得以重塑。湘西边城景观内涵经过历史、文学和现实生计等方式得以重新定义和解说,实现从民族传统小镇向现代特色旅游名镇的转型。     

元代边塞诗特征

边塞诗是中国诗歌园地中的一朵奇葩，源远流长，肇自《诗经》，盛于有唐一代。至元代，由于时空的巨大转变及创作主体的多元化，边塞诗被赋予了新的特点：远距离审美观照，关注内容广泛丰富，组诗形式创新运用，边塞旧题大量翻作。元代边塞诗扬弃了边塞诗的历来传统，在诗歌史上闪耀出自己的光芒并给后代带来深远的影响。     

论沈从文的边地军人想象与民国筸军文化的关系

湘西地域文化对于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源于当地的自然条件、民风民俗,还来自于民国湘西政治、文化等方面共同构成的历史人文环境。他的军人题材作品的创作与民国湘西的筸军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民国筸军文化的三个主要特点即尚武传统、游侠传统以及游民色彩在沈从文对边地军人的想象中都有所反映。民国筸军文化使沈从文获得了第一个社会身份--军人,继而获得了审美观照人生的独特视角,最后促他形成了对社会人生独有的个人化思考。     

湘西悬棺葬的文化意蕴

悬棺葬是我国古代一种奇异的葬俗,研究者普遍认为它是古濮越文化的反映。湘西人认同悬棺葬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悬棺葬既是楚文化中灵魂回归意识的表述,又是他们凤鸟崇拜这一“集体表象”的展演。湘西悬棺葬是楚文化在湘西地区传播的结果。     

沈从文与他笔下的湘西世界—— 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沈从文文学作品的独特性

沈从文为世人第一次完整生动地塑造了一个神奇、浪漫、多情的湘西世界，从而也为中国的新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声部。湘西的文化特征和沈从文的文化秉赋是一种杂糅了当地的多种文化因素而又以楚巫文化为主的文化。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至今仍“缺乏应有的理解”并且“始终与并世同行成就少共同处”，就因为他以现代的美学观念对家乡的独特的人生形式和生命形态作出了苦苦的追寻与思索。     

美学四态(一) :美丽论美学

根据维特根斯坦语词意义即用法的著名哲学命题,美学一词有四种用法, 这四种用法, 也就是美学的四种形态:美丽论美学, 统一论美学,超越论美学, 张力论美学。从“美学”一词所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语义惯性、“美学”一词的汉语翻译、“美学”一词在鲍姆嘉敦和黑格尔那里的本来意义、 西方近代美学的形而下转向等方面, 论述了“美学”一词用作“美丽学”、“漂亮学”、“艳丽学”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     

湘西苗族传统殡葬文化的现代审视

湘西苗族传统殡葬文化深深嵌入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成为湘西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湘西苗族传统殡葬文化有其特殊的仪式流程、文化内容与内涵。从现代视角透视,可见其尊重自然和维护生态安全的生态价值、推动湘西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文化价值、增进生死观念的认识和推动社会关系整合的社会价值、弘扬孝道和树立文化自信的历史价值。     

“自我”与“他者”审美歧途中的“湘西形象”

中国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表现出多重美学样态。其中民俗传奇的“湘西形象”中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态势,深刻的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审美歧途。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诗意呈现、对湘西子民生存形态的展示实现了对湘西最为成功的“自我塑形”。其作品中浪漫与诗意的民俗湘西形象背后蕴藏着深邃的价值核心,即对于人性的洞察与展现。而当代网络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书写则表现出一种“他者”视角下,对湘西民间秘闻、诡魅习俗的猎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其众多文本刻意塑造出“鬼魅幻象”式的湘西形象,这无疑是对“湘西形象”的一种单向度的书写与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