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性贫困、沉没成本、投资与受益主体分离——农民家庭"因学致贫"现象的理论阐释及对策

农民家庭"因学致贫"的主体是高等教育,其致贫的直接原因除自身经济水平外是高校的高收费与高消费,这种贫困属于脆弱性贫困,即农民家庭的经济脆弱性所致。中国教育和就业体制决定了个人和家庭对高等教育投资的规模经济效应,中途停止投资意味着巨大的沉没成本。家庭投资最大、子女受益最多,投资与受益主体的分离决定了农民家庭"因学致贫"的持续性。高等教育助学贷款等政策可以缓解农民家庭"因学致贫",但要进一步减少和缓解"因学致贫"程度,还需要农民家庭转变观念,降低利他程度,子女多承担责任,甚至直接放弃高等教育投资。     

家庭异质性视角下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家庭发展能力框架构建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框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5期数据,通过交互效应面板模型研究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以工作时间、教育支出和保险支出衡量的内生动力均会对农户脆弱性产生影响,其中工作时间、保险支出降低了农户的脆弱性,然而教育支出由于“因学致贫”在短期内反而会增加农户脆弱性,中长期（4年）才能有效降低农户脆弱性;宏观环境主要代表的政策环境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脆弱性。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农户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未来中国的防贫治理需要双管齐下,从激发内生动力和维持帮扶政策两个方面防止低收入农户返贫,警惕农户“因学致贫”和“因学返贫”现象,普及农村成年劳动力和老年人的商业保险覆盖以及重点关注负担期和空巢期的农户脆弱性。     

非正式支持、抗逆力与老年人因病致贫——基于西部三省九县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因病致贫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加大非正式支持和提高抗逆能力是应对老年人因病致贫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西部三省九县1070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探究非正式支持及抗逆力对农村老年人因病致贫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非正式支持方面,经济支持及情感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因病致贫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抗逆力方面,免疫力、因应力及复原力均对农村老年人因病致贫具有显著的减缓作用;同时,非正式支持对维系农村老年人抗逆力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根据实证分析的政策涵义,本文提出应对老年人因病致贫的对策建议:完善家庭养老保障,拓展老年人非正式支持;加强老年健康教育,提高老年人免疫力;加强老年健康管理,提高老年人因应力;加强老年健康保障,提高老年人复原力。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贫困的致因分析——基于贫困代际传递论与贫困陷阱论比较

目前,我国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挟贫政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呈弱化之势,其关键原因就是没有根据不同的致贫因子采取合适的减贫政策。事实上,所有的致贫因子大体上都可以归类于贫困代际传递扣贫困陷阱两种致贫模式,深刻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异同,厘清这两种模式的致贫机理,对于制定合理的反贫困战略以破解欠发达地区农村的长期贫困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和理论意义。     

农村致贫风险生成机制与防止返贫管理路径探析——以安徽Y县为例

中国2020年完成了以消除绝对贫困问题为目标的脱贫攻坚战,然而农村诱发贫困问题的诸多风险仍然存在。管控和应对致贫风险是脱贫攻坚后防止贫困再产生的重点任务。当前农村家庭风险总量增加、风险单元层次多样化、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并存;农村风险既具备风险运动轨迹的共性,也具有与自然要素结合更紧密、更易发生风险的累积和叠加问题的特殊性。按照时间维度与聚散维度,农村致贫风险的运动结果可以被划分为四种类型;从致贫机制上来说,农村风险具有累积致贫、叠加致贫与传染致贫三种致贫效应;在风险管理视角下,需要将致贫风险防范的关口前移、完善风险责任共担机制,以及通过赋能增强农村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     

城市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因素识别与消减策略

全球化、高科技、高风险的社会特征给城市居民家庭带来巨大风险冲击,其贫困脆弱性问题值得关注。贫困脆弱性是指因风险冲击而使得家庭或个人未来生活水平降到贫困线以下的概率或可能性,在反贫困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贫困脆弱性的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CFPS数据对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识别其中的影响因素,这是进行前瞻性政策设计的前提与基础。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在户主年龄、就业状态等维度呈现一定的特征分布。总体而言,有将近一半的城市居民家庭属于贫困脆弱性家庭需要政策的干预。文化程度、生活支出、家庭资产、地区、重要事件、婚姻状况、就业状态、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等是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尤其要重点关注收入变动性贫困脆弱性。可以通过兜底保障、风险缓解、能力提升及行动改善等手段来消减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民族地区"教育致贫"发生机制与"教育治贫"对策——基于三个民族地区的对比研究

发展民族地区教育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但实践证明部分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因教育陷入贫困.研究使用文献法、档案法、访谈调查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选取黔南民族地区、湖北恩施民族地区和吉林延边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对比三者"教育发展与农户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教育致贫"的原因和"教育治贫"的对策,推动民族地区走向教育致富道路.     

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户气象灾害致贫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西南喀斯特地区14个村庄的调查得到1520户农户基本数据,采用广义多层线性模型,从农户和村庄两个层面,分析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户因灾致贫风险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程度大小。研究发现:(1)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差异对农户因灾致贫的解释程度达到92.86%,村庄间海拔和规模差异对农户因灾致贫的解释程度为7.14%,农户因灾致贫风险主要与农户个体和家庭因素有关。(2)在不考虑村庄差异的情况下,户主健康状况、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因素显著影响了农户因灾致贫风险。(3)在考虑村庄差异的情况下,村庄海拔特征会减弱家庭劳动力数量、农户住房情况对因灾致贫风险的作用程度,加强林地面积与因灾致贫风险的关联作用。村庄的规模特征会增强农户饮水困难程度、工资收入等因素与因灾致贫风险的关联程度。最后,本文从精准扶贫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措施。     

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法(IV)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对中部地区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最大。机制检验发现,劳动力迁移是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机制。     

新贫困陷阱:少数民族地区信贷扶贫政策反思

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家庭因其落后的家计模式导致深度贫困,而消费的现代化滋生家庭信贷需求。信用社的信贷扶贫政策创新为农民贷款提供了便利,然而,贫困户因其实物经济的生产方式与信贷经济货币化特点不适配、不固定收入与信贷固定支出不适配、农民家庭低积累和信贷高额本息的体量不适配,导致部分贫困家庭因无法按期偿还本金,通过“利息养本金”的方式不断追加债务,陷入新贫困陷阱。对此,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工作应该通过激发家庭发展能力、教育农民观念而实现家庭积累;同时完善信用社贷款政策,控制农民因信贷致贫的风险。     

需求导向下的农村养老服务之改善

农村养老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当前阶段农村养老在政府、社区、家庭层面都存在着现实约束,导致养老需求与服务供给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解决问题的思路在于以需求为导向,改善供给,提升农村医疗保障水平是重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基础,需要政府、社区和家庭有效合作,开发和整合农村养老资源。在政策设计上应兼顾农村养老的应急性和长效性、事业性和产业性,盘活农村资源,导入社会工作,健全约束机制。     

农户创业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利用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农户创业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创业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降低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户创业通过提高收入、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和提高自有资本降低了家庭脆弱性。     

家庭负债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CHIP2013的经验证据

正确把握负债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全面了解、认识新时期的农户家庭福利状况,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政策量化依据。本文借助CHIP2013年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了农户家庭负债对其不同类型消费支出和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家庭负债与家庭贫困脆弱性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即当家庭负债低于一定临界值时,家庭负债的增加,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逐渐提高;当家庭负债超过该临界值时,随着家庭负债的增加而贫困脆弱性有所改善。进一步引入家庭负债平方项,计算得到该"U"型曲线拐点对应的家庭负债收入比为2. 85。     

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探析

农村合作医疗几起几落,党和国家在研究“三农”问题时,找到了农民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因病致贫”。这种现象,在民族地区尤显突出。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建设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合医”),切实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社会问题,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积累社会财富。对提高综合国力,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云南民族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必须彻底解决全国目前尚未脱贫的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其中,农村贫困问题又集中表现在民族地区,云南是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欠发达省份,是脱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从贫困代际传递的视角,分析了家庭内部包括家庭结构、生育观念、监护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社区范围内的宗教信仰、丧葬习俗方面的致贫因素并呼吁少数民族地区干部群众抓住当前发展的有利时机,凝聚各方力量,发挥内生动力,充分实现自身发展,同时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树立对待宗教的正确态度,进而加速脱贫,共享小康。     

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构建贫困脆弱性测量模型和Manski社会互动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我国农村地区贫困脆弱性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较2015年有所提高，同时呈现不同区域和个体具有显著差异、非贫困群体中存在高脆弱性群体的特征；贫困具有邻里效应，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当期贫困状态和未来贫困状态均产生显著不利影响，个体关联效应与社区情景互动效应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发挥显著阻碍作用，对低收入群体发挥的阻碍边际效应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东北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不具有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加剧边际效应高于其他地区。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形成原因探略

全面分析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原因,对于选择有效的反贫困战略,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贫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从已有的致贫原因分析研究中,我认为制度与政策、资源与环境、生产与开发、人口与素质等四个方面的因素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致贫原因所在。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再认识——基于发展“中农-家庭农场”的思路

适度规模经营是农村改革以来具有特色的理论和政策概念。适度规模经营的合理性来源于农业经济和政治社会两个层面。在中国长时期保持"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下,这两个层面均应兼顾。对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农村的比较研究表明,当前中西部农村地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实现方式是"中农-家庭农场",其经营规模具有"适度"的特征,其经营模式兼顾效率和公平,引领农业现代化。国家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上,要明确支持新兴的"中农-家庭农场",构造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

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探索性地识别出两类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即政策文化制约模式和社会与资本阻碍模式。研究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必要条件,但是人力资本在是否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的多样化组态,即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建议探索构建“政、社、民”多元联动扶贫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阻断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引导农村家庭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新时代破除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陷阱”的理论及战略路径研究

文章先从理论层面分析贫困户个体、生产资料、贫困属性三个维度基本特征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再运用新疆南部三地州连片特困地区813个样本家庭资料构建Logit二元选择模型,并进一步开展了弹性测算和敏感性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贫困程度、致贫主观因素等指标对贫困户精准脱贫影响显著。致贫主观因素主要是贫困户自身发展动力不足问题,这说明传统"输血式"财政扶贫支持导致相当比例的贫困户对直接财政补助产生严重依赖性,失去自我发展、主动摆脱贫困的动力。为了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提高扶贫开发质量,把扶贫与扶智、扶志结合起来"的工作目标,精准扶贫必须转变传统"输血式"直接扶持模式,把兜底工作与直接财政支持区别开来,对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家庭,坚持以"益贫式"发展为主,分层次、多渠道、精准到村到户,充分激发贫困家庭劳动热情,持续提高他们自我教育和自我脱贫的意识,这是新时代少数民族贫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涵,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政策性和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