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发展的历史脉络

行政是人类的一项社会治理活动,有悠久的历史。在整个农业社会,人类的行政管理属于统治行政的范畴,政府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社会秩序的获得上。近代以来,管理行政逐渐成长起来。在政治学的视角上,近代以来的政府被设定为有限政府;在管理学的视角上,政府的行政则属于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的政府职能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变革。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合作治理出现,政府职能也表现为引导型职能。     

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行政学主题(二)

统治行政是建立在分配关系的基础上的,是分配关系健全的保障因素。随着交换关系的生成并取代了分配关系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后,统治行政的历史合理性也就丧失了,一种适应交换关系要求的管理行政取代了统治行政的社会治理位置。统治行政与其赖以发生的社会是一体性的和同质性的,管理行政则与社会生态之间存在着异质性,是独立于社会之外而调节着社会之中的交换关系的,就其自身而言,则是非交换性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合作关系正在生成,并展现出取代交换关系而成为主导性社会关系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会对行政模式提出新的要求,即要求建立起服务行政模式去适应合作关系发展。20世纪后期的"全球结社运动"造就了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形成了与政府合作治理的局面,使人类历史上一切垄断性的社会治理出现了松动。因而,建立服务行政模式是一项反映了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伟大事业。     

在公共行政的演进中看行政伦理研究的实践意义

行政伦理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科学领域,是一项适应公共行政的发展需要和体现了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研究,也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建构工作。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来看,特别是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行政伦理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公共行政的实践向行政伦理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需要通过行政伦理研究来解决那些在“政治路径”、“科学路径”和“市场路径”中都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但是,就社会治理模式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变迁的历史趋势来看,行政伦理研究又具有过渡的性质,它的学科建构目标应当指向公共管理伦理学,而它的实践目标应当是对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规划和设计。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行政文化的特点及建构目标

全球化的浪潮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无法回避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中国行政文化的建构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中国现行行政文化既有顺乎潮流的主流趋向,也存在形形色色的不和谐音符,如何适应时代潮流,积极推动行政文化从传统集权型向现代民主型转变,建构符合时代特色的行政文化,是当前我国政府必须面对和着手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后工业化背景下思考服务型政府

人类正处在一个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这是人类社会又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在农业社会,人类建立起了统治型政府,到了工业社会,人类建立起了管理型政府,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的任务是建立起一个适应后工业社会治理要求的服务型政府.当前,在关于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探讨中存在着很大的混乱,这是由于对服务型政府的历史定位不清所造成的.关于服务型政府,必须从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来加以认识.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前政府改革的目标.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特征都将在政府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地显现出来.但是,自觉的理论探索也是必要的,而且是应当先行的.     

科学范式转换中的政府模式变革要求

工业化进程不仅实现了人类从农业社会历史阶段迈入到工业社会历史阶段,而且也实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在范式上的定型。通过考察这种科学范式所蕴含的分析研究方法和摹仿的研究目的,我们解开了与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的内在逻辑。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社会的科学范式以及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说这些挑战的时代背景是从摹仿到创造的人类启蒙,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需要在这种科学范式转换中打破既有的思维窠臼,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及其社会治理方式。     

论风险社会中的合作文化建构

20世纪80年代,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然而,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可以归入现代主义范畴中的文化却如此深入人心,拒绝和抵制变革,从而使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工业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后果,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变革要求与文化延续间的冲突,也是风险社会出现的原因之一。置身于风险社会,对工业社会的个体性文化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竞争文化进行反思,确立合作文化的建构目标,是一项迫切任务。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将它改变为积极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行动这样一条道路可走,而合作行动的文化要求,则指向了合作文化建构。     

论风险社会中的合作文化建构

20世纪80年代，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然而，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可以归入现代主义范畴中的文化却如此深入人心，拒绝和抵制变革，从而使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工业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后果，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变革要求与文化延续间的冲突，也是风险社会出现的原因之一。置身于风险社会，对工业社会的个体性文化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竞争文化进行反思，确立合作文化的建构目标，是一项迫切任务。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将它改变为积极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行动这样一条道路可走，而合作行动的文化要求，则指向了合作文化建构。     

论服务行政对行政文化的诉求

行政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人类社会行政模式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统治行政、管制行政和服务行政。服务行政是行政模式的人性回归。服务行政的转换不仅仅是制度或规制方面的调整改变,这种转换对行政文化也提出了直接的诉求。对于政府而言,服务行政是对政府责任在社会与公众服务方面的一种表述,在服务二字的背后,强调的是政府在社会与公众服务方面的主体性和不可替代性,凸显的是政府的责任性。对于一般社会成员来说,服务行政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是相互对应的,作为公民或纳税人,他们要求自身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得到确实的实现和真实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正、公平、公开就成了服务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构成了服务型行政文化的价值内涵和建构行政规制的依据。此外,追求管理效能,在管理效果上强调效率必须以公平的社会服务为前提。     

全球化中的合作与和谐

全球化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地通过理论研究而加以拓展的课题。在思考全球化问题时,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人类社会后工业化的背景之中,需要看到全球化是一个全球走向多元化、多样性和差异共存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世界统一化、同质化的进程。全球化是对工业社会中心—边缘结构的国际秩序体系的解构,是在民族国家自主性的基础上构建合作及和谐国际社会的过程。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治理原理

人类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但是,在人类所面对的风险中,绝大多数风险是由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生产出来的.由于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在生产风险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风险分配的权力,他们总是能够成功地把自己所遇到的风险分配出去,让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去承担更多的风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打破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一个合作应对风险的社会.     

植物与文化：人类历史的又一种解读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正在于能够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而人类社会要得以维持,必须要确保其成员有充分的食物保障,而且食物的来源主要得仰仗于植物。这将意味着人类社会一旦形成,就会与植物结下不解之缘。以人类社会的演化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如果无视植物与文化的制衡互动关系,那么社会演进的动力及作用机制就无从得到合理的解释。遗憾的是,保存至今的文本史料主要关注人类的活动,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活动,既不关注建构相关社会所依托的文化,更不会特意记载与相关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植物。这正是对文本史料的解读难以深入和切中要害的关键所在,但如果借助年鉴学派所倡导的社会要素的演进具有非等速性这一原则,确认与特定社会和文化密切关联的植物,其物种的延续具有无可比拟的长时段性,那么只需从文本史料中提取与相关植物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即令传承至今的文本史料没有正面提及植物与文化,其社会演化的动因和机制也可以得到复原,历史科学的研究也可以因此而做到另辟蹊径,取得意外的收获。     

对科学发展的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

对科学的道德评价,是指从道德角度对科学的发展引起的社会变化影响的评价;对科学的历史评价,则是从历史角度对科学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客观地位的评价。前者是对科学的善恶评价,后者是对科学发展的必然性评价。从道德角度看,科学的发展确实既有利也有弊,人们不应盲目乐观;从历史角度看,科学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伴生现象,是一个充满客观必然性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科学的理性认识,增强发展科学的目的性和自觉性。     

历史视野中的政府组织——论政府组织的三种历史类型

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有着迥异的社会治理结构,进而决定了其政府组织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农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是权力主导型的,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则是规则主导型的,今天,伴随后工业社会转型大幕的拉开,信任主导型组织必将成为政府组织的典型形态。     

审视经济全球化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全球化的当代特征表现为三角化、区域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的迅速崛起。经济全球化正在改变现有政治格局,推动世界政治朝全球性方向演进并形成全球性的治理机构或协调治理形式。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方面处于弱势,这要靠全党全民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利用自己已经具备的各种有利条件去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看,经济全球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和市场全球性扩张的新的历史阶段。从马克思的立场看,全球化将会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终结,并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做好准备,随全球化而来的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和谐社会的发展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课题,其本质内涵在于立足国情实际、从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时代背景出发,不断培养、提升党在执政实践中的谋略与决胜能力,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创造坚实的基础。而和谐社会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间的关联性则表明,和谐社会的发展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及促进我国民主协商和实现善治的必然选择。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本文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中,科学技术从萌牙到壮大直至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历史进程的勾勒与分析,突出论证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进而确认了“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一核心主题。     

人性假定的历史分析

不同的人性假定模式应置于与之相对应的历史背景下研究。对人性假定的历史分析 ,可以揭示其伦理性的工具价值 ,辩证展示人性假定的社会功能 ,以期为当代社会的人性假定提供借鉴。     

“社会”的澄清——从马克思的社会观谈起

马克思理论是围绕着世界历史语境中人与社会的“双重变奏”而展开的。马克思不仅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指出了社会是人类交往的产物和共在的方式,更是从哲学高度阐述了社会是人类的生命共同体。与社会发展相对应,人的发展也有三个基本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自由个性”阶段。通过分析我们得出马克思社会观追求的是人的社会性的不断扩张、积累和发展。这对我们当前进行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科技与道德的合理张力

科技与道德是支撑人类社会生活的两支重要力量,保持合理的张力是人类生活的必需,也是历史的结论和现实的诉求。合理的张力意指科技与道德之间的动态平衡,使它们的发展保持在合理的界限,促进科技与道德的共同进步、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使科技统一于恪守道德底线和追求道德理想,道德谋求科学性、时代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整合,最终合流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健康持续这一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