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农民工福利供给的新主体

按照西方福利多元化理论,福利供给主体系统包括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市场和政府。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工的家庭、市场、政府、社区这四大福利供给主体均因各种原因未能承担相应主体责任,导致农民工对社会福利产生较大的需求缺口,从而催生了社会组织这一新生主体。对社会组织这一农民工福利供给主体产生的原因、现状和发展瓶颈展开了分析。     

改变农民工弱势地位的理论研究——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

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松动带来了农民工的流动。但是，这一体制的惯性作用仍在，并且影响着与农民工有关的管理制度：户籍制度并未对农民工的职业身份给予制度上的认可：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教育制度在设计上仍然存在对农民工的歧视；社会保障制度并未针对农民工的特点做出相应安排；政府也未对市民对待农民工的态度做出正确的引导等。与农民工有关的政府管理制度的缺失与不公平导致了流动起来的农民工进城后处于弱势的地位。因而，笔者认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对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这一问题具有有效性，以这种理论为基础构建的制度框架，将有助于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     

基于演化博弈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

在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决策过程中,存在着农民工与地方政府这两类博弈主体,为研究相关要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问题中主体行为演化的影响,借助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返乡农民工与地方政府交互过程的演化模型,分析了特定情形下返乡农民工和地方政府行为交互系统的均衡点及其稳定性。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创业演化系统收敛于两种模式,随着系统相关参数的变动,系统收敛于不同模式的概率发生显著变化,通过调节相关参数可以优化返乡农民工创业路径的演化,引导系统朝着“理想”模式发展。     

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研究——结构化理论的视角

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进程中，返乡创业农民工是一个独特的群体。要真正理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就要寻找这一行动的社会结构因素。从结构化理论视角来看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为了理解返乡创业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因素。文章探讨了结构化理论的内涵，并用这一理论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进行了解读，然后提出支持这一群体创业、促进这一群体实现再结构化的具体对策。     

“第三空间”视域下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完善——基于W市调研的调查

通过访问调查、个别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深入地分析W市关于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运用"第三空间"理论分析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得出结论: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有其独特性———既不是农民身份,也不是市民身份,而是独特的农民工身份,为此,应有的放矢地规划与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发现:由于行政操作偏差,政府意识不到农民工身份的独特性,使得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出现偏差,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民工的差异性文化需求,客观上使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成了一句空话;此外,市民的无形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封闭"使得这一现状更为严峻。基于此,提出了政策调整的建议:明确常住地政府的主体责任意识、遵循服务逻辑、重视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机制化运作;创建需求、宣传、可触、互动等"四型"公共文化服务。     

农民工创业区位的选择

在农民工做出创业决策,选择返乡创业或留城创业过程中,存在着农民工、家乡地政府和务工地政府之间因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博弈行为。为研究两地政府的政策对农民工创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可以利用动态博弈理论,构建两地政府、家乡地政府与农民工、务工地政府与农民工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三者的博弈关系。家乡地政府与务工地政府吸引优秀农民工返乡创业或留城创业的占优策略都是采取支持政策;相对于经济发达的务工地政府来说,家乡地政府在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在家乡地政府支持政策下,农民工能利用家乡的优势情况下返乡创业概率较高;务工地政府具有较好的市场、信息、资源等有利于创业的优势,占优策略是选择支持政策,吸引优秀农民工留城创业。因此,两地政府在制定吸引农民工创业政策时要扬长避短,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所需的条件,降低创业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成本及其财政分担机制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而"农民工市民化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本文选择宁波这一外来务工人员流入大市作为典型城市,在总结宁波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具体实践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工和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及其差距;通过测算存量农民工和增量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及财政投入,从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现行财政体制等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城市政府等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     

关注农民工基本卫生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北京市城镇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明确把农民工排除在外,农民工被纳入农村卫生医疗保障体系的范畴。然而,实践中的诸多困难使探索中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也“遗忘”了这一群体,更不用说大量外来工了。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医保现状的分析,发现政府能力和企业逐利的特点使其失信于农民工,加重农民工的抵触心理;指出在提高政府能力和诚信度,增强对企业约束力的前提下,把农民工纳入其就业地而非户籍所在地的基本卫生医疗保障体系更可行。     

协同治理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基于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在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和问题基础上,运用现代治理手段,提出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对策建议,全面推进各项制度协同发展,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新闻媒体、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稳定有序发展。     

论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与政府主体角色

当前,建立农民工的就业社会保障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中的主体角色和责任是不可推卸的。但目前在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中存在政策落后、公共服务不足、就业阻碍、监管不力、引导不够等政府主体缺位错位的问题,政府应该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确立公平对待农民工的理念和服务意识,并明确自己的主体角色,进行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建立完善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博弈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能加快城镇化进程,而且能有效地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当前,这一政策的实施遇到了一定困难。首先以政府和农民工为对策主体,建立了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静态与动态几种博弈模型;分析了在一定政策环境下,政策和农民工之间的对策,并提出了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若干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将其收益矩阵进行了一般处理,使其结论更具普遍性。博弈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政府不宜采用大规模转化农民工为市民的政策。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分析

从查找制约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发展的原因入手,有针对性地提出,制定、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意识;明确界定政府在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的职责;建立适合农民工需要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对策。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其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非政府组织与农民工权益的维护——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为个案

农民工权益的维护是一个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工会、非政府组织等的共同努力。文章通过对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考察,发现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促进农民工的文化发展与休闲娱乐活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等方式来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职能的不足。非政府组织不仅可以协助政府解决类似农民工等公共问题,而且也为我国的公共治理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关于建立全国性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有的地方性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总结地方性法规的经验教训的同时,有必要出台全国性、强制性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新政策可针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性不同的特点设置两种方案:一是将符合某些特定条件的农民工纳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二是采取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现实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由此而派生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建立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     

论政府对农民工的权益维护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农民工。长久以来，农民工在维生与维权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由于他们公认的弱势地位，导致农民工往往为了维生而放弃维权。然而，哪怕是起码的维生也很难得以保障，这也成为制约社会进步、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当前在农民工权益维护上的几个缺失表现在：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政府利益取向的偏离、政府介入的非程序性和非合理性。提出对政府未来在农民工权益维护方面的几点思考。     

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工问题非常重视,特别提出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当前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其市民化的问题。因此,必须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措施。     

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探微

本文主要从社会学视角来探讨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一些问题。市民化问题是中国城市化中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在其前进中却和其它新生事物一样遇到了种种的困难,有来自自身的,也有来自其它人为的、制度上的制约。在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本身从农村社会化向城市社会化的转移中社会化缺失、城市人和政府的有限的理性行为等都不利于农民工的市民化。因此,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农民工自身的社会化努力,改变城市人与政府看法、行为等将是解决这个集多种矛盾于一体的问题的关键     

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思考

对目前农民工在经济地位、政治权利、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面临的诸多权益保障问题进行研究,指出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政府职能不到位的原因,也与中国独特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和不完善的利益诉求机制相关,需要通过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建立健全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等途径加以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道路上的尴尬

在市民化道路上,新生代农民工遭遇了三个尴尬:一是农民当上了工人后却没有获得市民的身份;二是新生代农民工遭遇市民的排斥,陷入孤独和苦闷,面临精神层面上的危机;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稳固的婚姻失去信心。要减轻新生代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变过程中的阵痛,必须确立合法、公平、正义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