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中保障妇女权益问题研究

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我国当前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江苏省的实地调研,总结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中维护妇女权益的主要做法,指出实践中仍然面临基层干部性别意识淡薄、缺乏可操作性的政策规定、地方做法不统一、实际登记不够规范等问题障碍。因此,应对之策是要增强基层干部性别意识、健全法律政策体系、以县为单位制订集体成员资格界定办法、加快推进村规民约修订、建立土地登记权利救济制度等。     

“被产权”:农地确权的实践逻辑及启示——基于某土地产权改革试点村的实证考察

在农地确权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自上而下的确权政策表达遭遇到多方面的抵制,导致确权实践的"被产权"逻辑。即一方面政策实践脱离农村社会实际和农民需要,表现出浓厚的行政命令色彩;另一方面,作为政策实施对象的农村和农民被动接受政策,不得不用某些策略性方式纠正政策内容与实际需要的背离。具体而言,基层治理原有秩序机制、村庄社会运作逻辑和农民的土地认知结构等成为形塑"被产权"实践的主要因素,诸种反制因素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起消极作用,但是契合当前农村社会现实和农民实际需求,具有实质合理性。在与制度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下,依靠产权制度孤军深入,往往陷入"头疼医脚"的实践困境,损害而并非保障农民利益。     

惠农政策满意度评估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实地调研的大样本分析

提出惠农政策满意度的概念及测量方法,并以惠农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农民和惠农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基层干部为调查对象,通过统计分析14个乡镇38个行政村的调查数据,测算出7大惠农政策的公众满意度。同时,借助斯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深入剖析影响惠农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农民及基层干部对惠民政策的总体满意程度较高,但对不同惠农政策的评价出现分化,可从减少政策执行成本、保持政策连贯、加强政策统筹、优化政策环境、夯实群众基础等方面入手,完善惠农政策体系,提升惠农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是一项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生工程,对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及维护农村的和谐与稳定均具有重要意义。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过程中,存在着认识误区、农村土地权属关系混乱、土地流转无序及法律、政策盲区等因素,这些因素日益成为制约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开展的瓶颈。因此,为了确保5年内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工作目标,应当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以推动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中国迈向"双碳"目标的政策执行保障机制研究 ——来自低碳试点城市的实证经验

低碳试点建设是中国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重要抓手,尽管各试点城市都进行低碳发展相关的政策设计,但政策执行效果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基于低碳试点的实证经验,从政策执行的机制保障层面等探究低碳试点城市政策执行效果的主要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资金保障机制、监测核算机制是碳减排目标达成的必要条件,组织保障机制是目标达成的充分条件;目标责任制和人才保障机制尚未有效促进碳减排;信息公开机制在缺乏目标责任制和人才保障机制情况下,能够有效通过社会参与促进低碳发展.指出中国在迈向"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应落实专项资金保障和组织保障机制,完善监测核算和目标责任制的组合机制,以及细化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衔接机制.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将脱贫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要求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目标群体参与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意义。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有利于其认同、配合及监督政策执行,促使精准扶贫政策目标“零偏差”的实现。但受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目标群体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政策信息公开度较低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或方式阙如等因素制约,当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贫困识别阶段形式化参与、帮扶贫困户阶段被动式参与以及脱贫考核阶段参与失灵等问题。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目标群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政策执行信息公开力度以及拓宽目标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治理策略,走出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困境。     

安徽省土地流转与发展家庭农场研究——以安庆市枞阳县为例

以安徽省枞阳县为例,报告了安徽省土地流转现状。通过实地调研,得到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从产出率、流转意愿、流转阻碍等方面对促进土地流转和发展家庭农场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安徽省土地流转存在的"小、杂、乱"问题,提出政府应当引导农民土地流转合理化、规范化,促进流转方式多元化,积极推进土地确权登记工作,逐步建立土地流转信息平台,拓展农村信贷、保险业发展,加速城镇化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     

土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基于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大数据库(CFD)2015和2017年的调查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土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具体影响，并引入土地经营规模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土地经营规模对土地确权与农业生产性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土地确权显著促进农户的生产性固定投资，而土地经营规模能够强化这一效应。相较于未进行土地转入的农户，土地确权的固定投资激励效应在进行了土地转入的农户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土地确权政策的实施年限对固定投资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农户持有土地经营权证书的时间越长，其固定投资的水平也会越高，但土地确权政策及其实施年限对生产性流动投资均无显著影响。     

集体土地确权对农村土地流转效应的影响——基于A县的案例分析

通过分析我国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土地流转主要方式和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而阐述集体土地确权对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发展的影响。结合A县土地信托流转的案例,从政府作为、信托基础和市场运作方面探讨了集体土地确权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积极效应,并给出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的政策建议。     

土地确权与市民下乡的创新性机制分析

推进乡村振兴,根本要靠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主线不断深化。土地确权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实现形式的重要保障,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市民下乡作为一个尚在实践中的概念,它脱离了资本下乡以资本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并且与农业发展4.0的模式高度结合,是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系统梳理土地确权和市民下乡的逻辑的基础上,指出土地确权为主导的产权清晰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结合市民下乡的宏观背景与转变分析,对土地确权和市民下乡之间的创新性机制进行探讨,认为随着土地确权的完成,在农村土地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交易,并会带来交易主体变化、交易价格差显化以及交易方式多样化的效应。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由于其在立法上的功利性,立法表述的不完善,配套机制的不健全,使其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存在了质疑,并在实际运行中陷入尴尬的境地,在法学界关于其存废、实施问题引起很大争议.笔者将从其立法的理论基础上入手,分析其合理性、技术性,并提出了一套通过立法表述的完善,配套机制的健全来限制本罪名在其实际运行中的消极作用的方法,使其合理性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