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朱子“新民”诠释的理论意蕴及其内在紧张

朱熹认为古本《大学》首句“在亲民”当作“在新民”,并在“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的整体关联中诠释了“新民”的理论意蕴,即以“明明德”为根基、以“止于至善”为意义指向、以政教为手段实现社会整体的归化。若以周文王典范,“新民”则成为道德主体由内而外自我开显的历时性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若以孔子为典范,“新民”则成为主体成德过程中一个受时势限制的偶然性事件,只具备纯粹的外王意义。相互否定的“文王之道”和“孔子之道”在朱注中的并存凸显出高度的内在紧张,并消解了成德的确定性和必然性。     

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     

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庄子》的“自”世界

《庄子》的“自”类语词—观念群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世界。“自”世界包含形上和现象两个层面。“自本自根”“自化自生”“自然”是最为重要且关系密切的三类范畴：“自本自根”表示形上之道是世界的本原,既独立自存又生成、畜养着现象“自”世界;“自化自生”表示现象之物自主地运动、变化、发展,反映基本和普遍的存在状态,依据道、本性,可分为本真的“自化自生”与非本真的“自化自生”;“自然”表示现象之物自身合理、合道的本性与存在状态。“自”世界的重心在于自我应当避免非本真的“自化自生”,实现本真的“自化自生”,处于良性的“自—他”关系中,亦即展开与呈现“自然”。 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律动之“水”与消殒之“雪”——《边城》与《雪国》意象比较

《边城》中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传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精神和生命的意义，由此可窥见作家沈从文在小说中欲探索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包孕的文化内涵；而《雪国》中以“雪”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则彰显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禅宗思想，濡染了日本文化所独有的“物哀”、“幽玄”的美学风格，显示出川端康成对生命的独特探索。     

论“理学诗派”之自然审美意识

两宋时期的理学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理”又称为天理,由此天人相依、天人相与,“理”是天人一体的基础,主导着当时的经世思潮,强调“文以载道”。与此同时,既基于“仁者,人也”的思想,同时受张载、朱熹等所提出的“大心”与“合内外之心”说的影响,“理学诗派”诗人的审美诉求一方面推崇自得自然,任心随意,强调自出机杼,同时,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呈现一种对自然审美意识的诉求。     

雅斯贝尔斯论交往的条件

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强调交往的条件,并将其归结为主体性、语言、爱等三个方面,其中的“主体性”条件指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其参与交往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语言”的条件指任何交往都必须以可理解的语言为前提,“爱”的条件指主体在交往活动中需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彼此谅解。交往所需依赖的这三个条件是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主体性是“语言”和“爱”的基础,只有具备了主体性,交往主体才能掌握“语言”,并具备发乎内心的真诚的“爱”;“语言”和“爱”是对主体性的深化,只有掌握了“语言”,并了悟了“爱”,主体才能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更好地参与交往。     

从辩证逻辑视角看微积分

在当今科学哲学界,虽然辩证法派属于少数派,但作者却愿意加入这一行列。作者立足于数学上公认的事实材料,用辩证逻辑的流动范畴的眼光来分析微积分主要的基本概念的辩证本性,并且对微积分与代数、代数与算术之间的关系,和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进行对应与类比,从而在辩证思维的语境中揭示了数学中所隐含的辩证逻辑内涵。     

冯契辩证逻辑方法论研究综述

作为当代著名的辩证逻辑学家,冯契对辩证逻辑方法论原理作了富有新意的考察。概括起来,当前学术界对冯契辩证逻辑方法论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对“以客观现实之道,还治客观现实之身”的评介;二是对方法环节的评介;三是对具体真理的评介;四是对逻辑范畴的评介。     

辩证逻辑发展探微

辩证逻辑的历史源远流长,萌发于古代,与古代朴素的辩证思维的发展密切相关。这种辩证思维及辩证逻辑的萌芽具有一定的生动性、直观性,尽管还带有臆测性或猜测性,但对后人及辩证逻辑的发展有一定的启迪。古代朴素的辩证思维及辩证逻辑的萌芽经过漫长的积淀,直到近代,在黑格尔那里才得到系统的阐述。而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建构与对辩证思维的系统阐述又深受康德的影响。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的体系,创立了唯物辩证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对辩证思维的发展、辩证思维的本质和辩证思维的思维形式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列宁对辩证逻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辩证逻辑的重要论述。     

建构数理辩证逻辑系统必须澄清的一些理论问题

为了建构数理辩证逻辑系统,必须首先正确理解如下几个理论问题:1.关于数理辩证逻辑的名称问题;2.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问题;3.辩证逻辑能够不能够和应该不应该形式化问题;4.非形式化辩证逻辑与数理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5.正确区分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问题;6.数理辩证逻辑与数理普通逻辑的关系问题.     

悖论的辩证逻辑公式及其他

悖论的辩证逻辑公式应该显示出:悖论是人们主观上认为的悖论和实际上的悖论的两个矛盾方面的对立统一体.悖论创新法:自觉地建构并消解悖论,以此修正和发展学科理论系统.一个容纳悖论的辩证逻辑系统应该是把悖论的辨证逻辑公式作为该系统的定理的辩证逻辑系统.弗协调逻辑的根本缺点是把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相混淆.建立辩证逻辑形式化系统应以对立统一思维律等辩证思维基本规律为公理或主要定理.     

论亚里士多德的大逻辑思想

亚里士多德逻辑思想是研究各类科学知识的工具 ,它是适应古希腊演讲、论辩之需要而产生的。亚里士多德逻辑思想是大逻辑思想 ,除了证明推理外 ,还有辩证推理、归纳、定义、辨谬等内容 ,并涉及了预设理论、问题逻辑、语境与逻辑等现代逻辑关注的问题。逻辑研究应提倡兼容 ,数理逻辑、自然语言逻辑、归纳逻辑、辩证逻辑、法律逻辑等等可以共同存在、共同发展。     

黑格尔逻辑学"一分为三"思想研究--关于绝对空虚的贫乏的逻辑起点和严谨的有机的概念体系

一分为三是人类认识最普遍的规律和最基本的思维方式.黑格尔运用一分为三思想方法,将自己的哲学体系划分为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部分.黑格尔逻辑学,整个的是概念的产生、变化和发展,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和消散,是事物的量变、质变到量变,是运动的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无论是基本范畴和观点,还是认识观和方法论,或者是揭示和阐述的基本规律,乃至是体系构造的基本框架和骨干,都充满着一分为三的辩证思想.     

复杂性思维方式和辩证逻辑

复杂性思维方式是一个多中心的开放的系统,辩证逻辑构成它的一个基本方面。辩证逻辑有维持＂反题＂和达到＂合题＂两种表现形态,它们分别关系到思维形式上的复杂性和思维内容上的复杂性。在辩证逻辑的后一种表现形态中呈现出复杂性思维方式与形式逻辑接合的典型方式：认识中出现的思维形式的矛盾反映了思维内容的矛盾,迫使认识主体改造思维内容;在通过非演绎的溯因推理创设新的元认识前提从而克服思维内容的矛盾之后,原有的思维形式上的复杂性就化解为更高层次的思维内容上的复杂性。复杂性思维方式作为辩证逻辑与简单性思维方式作为形式逻辑相比较而存在,而且前者作为一个动态的认识发展过程,把后者作为一个必要成分包含在自身之中。     

19世纪20-30年代唯物辩证法的传入与马佩先生的辩证逻辑观

唯物辩证法在现代中国的传入,形成了辩证逻辑学科.中国现代学者视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视唯物辩证法、认识论为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是对形式逻辑的扬弃.马佩先生对此观念的超越体现在:承认传统逻辑的合法性,把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都作为逻辑学研究对象;努力使辩证逻辑从唯物辩证法中独立出来,探讨辩证逻辑的思维、思维形式和思维形式的基本规律.     

Dialectic:辩证逻辑的新形态

当代中国辩证逻辑研究的多元进路均不同程度地把辩证法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基于“dialectic”一词具有的辩证法与论辩术的双重含义,当代关于论辩术的种种逻辑研究具有作为辩证逻辑的合法性,这种新形态的辩证逻辑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研究、把握辩证逻辑和现代性建构与批判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