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贺神鬼诗反诗歌传统的美学特征

本文从李贺神鬼诗的“立志”到“破志”的演变过程,反映诗歌“神鬼情”独特魅力,论述诗人诗歌世界中“情”与“志”区别干以往传统中国诗歌“言志”和“缘情”的美学特征,提出神鬼诗的非传统诗歌意义的“情”“志”说。     

论"诗缘情"说的现代误读

现代阐释者认为,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以抒情为诗歌本质,摆脱了儒家诗教的传统,使诗歌抒情不受儒家礼义束缚,诗歌的功用也不再以儒家风化为本.但由<文赋>"诗缘情"本义及陆机以儒为本的思想可知,"诗缘情"之现代阐释与陆机原义存在偏差.现代阐释之"诗缘情"说的理论观念不属于陆机时代,而至齐梁时始真正出现.因此,现代阐释实是对原典本义的误读.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说叶燮"理、事、情"之"情"

叶燮“理、事、情”说三者的客观性似已成为定说,但笔者认为其中“情”的虚位性正是破解三者非客观性的关键。本文从叶燮对“情”规定性的重新解释,以“情”的虚位以待性,“情”在诗歌中的实现性,“情”在阅读中的延展性,围绕诗歌意象的特点,情境再造中意象的释放,来说明“情”的通向性和在诗歌审美创作活动中不同阶段的不同指向,因之,客观“理、事、情”之“情”与中国古代抒情言志主观之“情”的背离一说,也似应该重新考虑。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缘情"的诗学阐释

“情”的原初意义并不指人的心理活动之情感,而与真实相关联;庄子丰富了“情”的内涵,使之成为一种心理活动;屈原的抒情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陆机“诗缘情”观的提出标志着他对文学本质认识的成熟,其意义并不 在于消解“诗言志”,制造与“言志”的对立,而在于追求文艺本质的多元共存,提倡以“情”统志,并且,它还包含了对文学形式的美的要求。正是这种对文学本质的正确认识,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历代接受与误读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对这一诗说的接受与误读、欣赏与贬斥是并存的。但在明清两代,受时代语境所限,误读与贬斥之风犹为严重。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具有创意性的一个“新语”,其生命之树是长青的,陆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磨灭的。     

中国古代文论中“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言志"与"缘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两个术语,是对诗歌基本性能与特点的两种概括."言志"说与"缘情"说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文学功能的意义,而后者却强调文学本质的意义,两者体现于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同等重要,密不可分.一种传统理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这种观点重视"言志"而忽视"缘情",认为"言志"才是诗歌的主流.其实,就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史来看,优秀的诗歌作品无法离开"缘情"而单纯地"言志".通过分析杜甫的诗歌创作,来探讨"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论“缘情”说诗论的影响和现当代诗学的继承

从“诗缘情”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 历史作用, 古今诗人、诗论家对这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等方面, 论述了“缘情”说诗论在中国古今诗歌发展中的深远意义,阐明了“诗缘情”理论不仅对我国诗歌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同时对我国文学艺术民族特征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非矛盾性

一直以来,理论界将"诗言志"与"诗缘情"对立起来,从而形成文论发展的两个不同流派,似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互渗互补的矛盾性。事实上,理论界长期流行的这种"矛盾"说法有失偏颇。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这两种说法不仅在文本来源上造就了一种虚假的矛盾性,而且在以"情"为本体的观念上也分化了两者的交叠重合,而"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真正根源在于儒道观念的差异。     

中国古代诗歌内涵

在远古祖先的心目中,“歌”与“诗”是同一种文学艺术。“诗”是“歌”的内容(文学形象),“歌”是“诗”的表现形式(音乐形象),它们彼此相依、相互融贯,如同语言中词的音和义。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一种歌咏的语言艺术,无“歌”不成“诗”,无“歌”没有“诗”。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这一称谓至少包括以下内涵:(1)自创并演唱诗歌的人;(2)自创或改编原创作品演唱的人;(3)只创作不演唱的人。而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以激情为血肉、以语言为建构艺术、以歌咏为表演艺术的一种文学体裁。以真情去激荡语言的美化,以歌声去撞击听众的和鸣,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特色。     

杨慎的“诗史”论

"诗史"说在中国古代诗文评中有着极其广泛的运用。杨慎从诗歌主情的本质论、诗贵含蓄的审美论以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等方面对"诗史"说进行了剖析,该论在"诗史"论的流变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感情&#183;意蕴&#183;意象——诗歌艺术简论

优秀诗歌所传达出的感情,都是典型意义上的感情.真实、独特和普遍概括,是构成诗中典型感情的三要素.优秀诗歌中的"理",除了有时候表现为一种明确的思想外,更多的情况下,则表现为一种深厚微妙的意蕴.意蕴是诗人的人格学问、阅历生平、认识体验水乳交融流动在诗里的一种深厚的理性状态;是诗人的意识和潜意识在诗中的微妙反映.意象创造是诗歌艺术创造的核心.饱含着诗人情感意蕴的形象即为意象.如何为内心的情意找到与之成准确对应关系的客观形象,是意象创造中的核心问题.     

论经典诗词"物是人非"的抒情范式

在我国的经典诗词中,"物是人非"是一种重要的抒情范式。这一抒情范式的特点,便是借宇宙自然中永恒不变的物象来凸现人生之短暂、人生的多变,生发出人类共有的感情,从而警醒人们珍惜生命、热爱生命。《诗经》中已出现了这一抒情模式。不过在唐以前,"物是人非"这一抒情范式表现得较为单调,内容多为悼亡诗和咏史诗。唐以后,伤逝、咏史怀古、离别、思乡、闺怨等各式主题都大量采用这一抒情模式。这也说明"物是人非"这一抒情范式适应主题的普泛性,几乎成为人们的"心头语言"。"物是人非"抒情模式一般所采用的表现手法有今昔对照、情以物迁、虚实相生等。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类有一种生而有之的"悲愁感",这一"悲愁感"是"物是人非"生成的心理学机制。     

论中法诗歌现代化进程中自由诗革命的差异--兼论法国自由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世界性的现代诗歌运动,其中以"自由诗"革命为具体体现。对诗的艺术性的重视是法国现代诗歌得以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法国现代诗歌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比中国稳健得多,既追求诗体解放和作诗自由,出现了诗的散文化、自由化倾向,又重视诗艺的探索,尽管也有激进的改革,但更多是较为稳健的改良。法国的自由诗革命的目的与中国为了推翻传统诗体的目的颇异,更没有中国新诗革命所承担的政治革命重任,只是从诗艺的角度对已有诗体进行改良,因此达到的效果也迥异。法国的现代诗歌运动也对中国的新诗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试论韩诗奇险意象的艺术特征

"奇险意象"是韩诗内容的主要构成,具有五个显著特征:一、意象创造的主观化;二、意象选择的怪异化;三、意象描写的动态化;四、意象排列的密集化;五、意象组合的叙事化。奇险的韩诗是一种为将来的艺术,在宋代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普列汉诺夫与托尔斯泰艺术观探析

文章着重分析了普列汉诺夫与托尔斯泰艺术观点的不同。一方面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极易造成对艺术理解的偏差;另一方面主张对托尔斯泰的观点作更广义的理解,即托尔斯泰所谓“感情”,包括喜怒哀乐等心理感情,但又不局限于此,我们还要注重从其中发现“诗性”。      

传世名篇扬中外,堪称极品耀古今——论《七律·长征》是毛泽东诗中极品及其成因

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是其诗中极品及成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长征》诗题惊中外,天地大笔颂长征;擅长驾驭大选题,长征精神笔端凝;《长征》诗催人奋进,“长征接力有来人”,毛泽东用诗的艺术再现了长征壮举,让长征的丰碑永载史册。《长征》诗从“宏观”“微观”总体上去体味,具体到诗艺、书法、社会效应等方面去分析,其为极品实乃当之无愧。《长征》诗与山河同在,与日月齐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