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制度效能发挥的制约因素与有效路径

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制度是新阶段加强党对农村全面领导的重要举措,有助于重塑基层党组织权威,增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实践中,群众对"一肩挑"干部产生方式有疑虑,适合"一肩挑"要求的人才较为缺乏,"一肩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受影响,对"一肩挑"干部的监督不力等现实因素制约着"一肩挑"制度效能的进一步发挥。应构建与"一肩挑"制度相适应的选举制度、权力运行机制、人才培养制度、监督制约机制、激励保障机制,使"一肩挑"制度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障碍与路径

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新时代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一肩挑"在推行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一是党员队伍的现状不能很好地适应"一肩挑"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二是党内精英人才缺乏参与"一肩挑"竞争选举的积极性;三是权力集中导致腐败风险增加的政治逻辑影响村民对"一肩挑"制度的接受度和支持度;四是现行选举规则与"一肩挑"模式所设定的选举目标不协调。全面推进"一肩挑",需要提升村庄党员的选举竞争力,夯实"一肩挑"制度的民意基础,增强党组织的选举影响力与控制力,加强政府对村委会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     

行政吸纳村庄的逻辑——S市农村调查

"行政吸纳村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政府将村组织变为代理人,向村庄输入大量的物质性资源,再以奖惩制度激发村级治理积极性;二是村组织以行政民主保证资源分配的形式正当性,吸纳精英建立咨询性组织保证权力结构稳定,以过密化资源输入缓解对抗力量维系表面的村庄秩序。"行政吸纳村庄"使村组织规模不断膨胀、物质性资源的利用越发低效浪费,村级治理强行政色彩与去政治性共存。只有夯实村民自治制度赖以实施的基础,以资源下乡为契机促进自组织发育,"行政吸纳村庄"的治理模式才会被扬弃。     

论新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趋向

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向,如"能人治村"、"大学生村官"、"一肩挑"设置和"三资代理"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的基层治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治"扩大的过程.在村民自治程度逐步提高的同时,党和政府也在不断地改进对基层自治组织的监督与管理.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的一系列新趋向表明,农村治理正在由原来的"村民自治"走向政府与村民的"合作治理".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     

论乡村治理中的妇女参与与村级党组织的社会性别意识

为什么在政策和文化环境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全国农村仍有相当多的村委会是清一色的男性?本文认为,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程度与农村村级党组织的社会性别能力有着直接并且深刻的关联,这是本文提出并且要加以论证的问题。本文从村级党支部在村委会选举中的核心地位、农村女党员的发展等问题切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应该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农村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内容中。     

乡村治理视阈下“一肩挑”的民主张力、价值体现及可持续发展

“一肩挑”制度在具体推行中存在干部产生方式模糊、干部权力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与基层民主建设存在一定的张力。但是这种民主张力只是制度建设不成熟的外在表现,“一肩挑”内在蕴涵着的民主价值主要包括:实现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有助于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组织和能力建设的统一。因此,需要对“一肩挑”制度的民主逻辑问题进行阐释,从外在制度建设和内生性资源培养两个层面推动“一肩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系统性整合:农村基层组织的重建

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的基层组织及其管理服务的"叠加"、"过剩"现象,实质只是一种"相对过剩"。近年来,各地政府实施了多种以"减负"为取向的农村基层专项整治和以"整合"为取向的农村基层组织创新,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无法根本解决农村基层组织及其管理服务的‘相对过剩’问题。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基层组织重建须根据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实施系统性整合:根据系统性要求重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根据整合性要求健全农村基层组织运行机制,根据协同性要求整合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根据统筹性要求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创新。     

联村社区治理的若干问题论析

联村社区是因应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益、加快城镇化集聚效应、优化农村基层综合管理的产物,具有正当性。农村"联村社区"与"行政村"关系的背后是微妙的行政权与自治权之间的张力,牵涉着"乡—村关系"的构建。联村社区治理的关键是既不能赋予"社区"凌驾村级组织的权能,也不能使"社区"缺乏基本的整合能力。乡镇派出机构的"行政路线图"有失偏颇,"党委路线图"是一种选择;联村社区治理的困境是域内各村缺乏对社区的认同,如何破除其自私积弊导致的社区合作困境是一个大问题;社区服务中心由政府招聘的专职社工运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拨乱反正意义。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江”“河”词源义试探

“江”“河”是两个常见的形声字，随着词义的发展和汉字的变形简化，声符“工”与“可”的表意性被忽略了，很多人认为其只起表音作用。实际上“江”“河”两词所表意义即源于其声符“工”与“可”，其声符具有示源的功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