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产融合"背景下农村土地管理创新研究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农业供给侧改革,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为农业发展搭建了新的发展平台,有利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但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三产融合的发展.因此,改革现行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势在必行.基于此,从土地确权、创新集体土地产权实现形式、培育经营主体等方面论述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创新路径,以期有助于扫除阻碍三产融合发展的制度障碍.     

我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与推进建议

在我国资源约束日益明显,农产品生产成本逐渐上升的严峻背景下,探讨并实践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狠抓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展农业功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意义重大。研究我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理论内容与实践探索情况,发现我国的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存在要素流动不通畅、"三链"拓展不足、质量与技术保障不够、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与政策支持乏力等问题。基于以上现实问题,需要从农村农业改革、"三链"重构、技术创新及运用、政府引导与市场开发、政策支持等方面出发推进我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进展、模式及建议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通过纵向合作、横向合作,以及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乃至相互融合,初步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形成农户自我经营与服务模式、农户与龙头企业的合作模式和市场化交易模式等多种运行模式。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建设现代农业中发挥着引领作用,它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适度规模经营;引入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加速现代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推进农产品的标准化、品牌化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广大农户分享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但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目前仍处在初级阶段。各级政府应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促进土地经营权长期稳定化、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提供产权保护;改变政府的扶持方式,逐步取消对特定"主体"的扶持,全面转向"项目"支持;财政支持项目中应加大人才培育的支持力度;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约束与建议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是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和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主要力量。目前我国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政策界定、土地获得、金融支持、社会化服务、扶持政策、后继人才等方面存在诸多发展约束。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应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补充和保障,明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认定标准、创新方式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风险规避、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推进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现实困扰与对策措施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现实要求。但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着农村土地流转不畅,农村金融体制不配套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滞后等问题。需要从创新土地流转的体制机制、分类建立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政策体系、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培养新型农民等方面入手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中国农业政策新目标的形成与实现

保持农业发展可持续性已经成为与增产、增收并列的农业发展政策新目标。这既是顺应农业发展转型的主动选择,也是全面保护农业多功能性的理性回归。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代表的迅猛发展、其行为特征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以及成功实践,都将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实现农业政策新目标的"合意"主体。实现农业政策新目标,首先要加强新目标的宣传落实,使之深入人心;其次要在政策上提供指引,激励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行为;最后要重点扶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使其成为农业政策新目标的"合意"主体。     

贵州六盘水乡村"三变"改革实践经验及后续完善建议

"三变"改革为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和推进乡村产业兴旺提供了积极的尝试.本文总结了贵州省六盘水市推进乡村"三变"改革的背景、内容和运作模式.以此为基础,提出要科学把握"三变"改革形成的经验和取得成功的条件,汲取其制度优势的精髓;今后要进一步完善"三变"改革,仍有一些后续课题要做,即:完善创新创业环境,优化对新型经营主体及其带头人的培训提升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突出加强市场营销网络和品牌服务;引导农村服务业或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和网络化发展,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和绿色发展;加强产权、要素流转平台建设,推进"三变"改革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加强农民培训,增强农民参与产业开发和创业就业的能力.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与扶持政策创新

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的一系列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撬动了我国农业经营组织体系结构的转型。研究发现外部强制性制度干预是发达国家促进本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普遍做法,目前我国的关键问题并不是要否定扶持政策本身,而是要如何更好地贯彻政策精神,细化扶持政策,提高扶持效果。武汉近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表明,尽管外部政策制度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内生性发展要求才是其成长的关键因素。为此,需要从金融信贷、项目扶持、科技服务、农业配套设施用地、农业保险五个方面来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     

基于科技需求演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培育与政策建议——以江苏地区农户为例

农业科技创新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推力。针对农户的科技需求设计相应的培育政策成为推广农业科技和提高农业科技转化率的关键,对于促进农村改革和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江苏地区的农户调查,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四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科技需求演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不同生产经营主体的生产机制和模式进行了耦合,发现不同的主体之间对科技需求演化的效率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专业大户做好统筹衔接,对家庭农场给予政策支持,对专业化合作社加强监督考核,对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系统规划等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产业融合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从农村异质性的新视角,依据吉林省的调研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农户增收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产业融合对各分位点农户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处于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农户的收入差距缩小;从事新型农业农户的收入普遍高于从事传统农业农户的收入;异质性农村的产业融合对农户收入提高的作用更强.由此认为,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可以通过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产业类型转移剩余劳动力、优化利益分配机制等方式增加农户收入;还可以通过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丰富农村产业融合模式等途径促进农村产业融合高效发展,进而增加农户收入,为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提供有力支持.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