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释彦琮《辩正论》的佛教思想及与翻译思想的关系

《辩正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系统的翻译专论,其主要佛教思想是:凡圣之别;遵循佛法;佛经翻译之目的与信佛之目的一致,都是自觉觉他的大小乘佛教的精神;合格佛经译者的两个首要条件与佛教信徒必备的两个条件——皈依佛法、严守戒律基本一致;佛法的三期说之像法观念;佛典翻译的佛教性质是佛教说法教化的德用范围。佛教思想与翻译思想的关系是佛教思想贯穿了整个《辩正论》,也是论文佛典翻译理论的主要和关键内容。     

佛教生态哲学与现代生态意识

佛教是一个以超越人类本位的立场和追求精神解脱为价值取向的宗教文化体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佛教缘起论为人类与自然的互相依待、互利耦合提供哲学基础,佛教宇宙图式论为生态共同体理念提供参照,佛教因果报应论符合生态循环的基本要求,佛教普遍平等观则直接论证了生态平衡原理,至于佛教环境伦理,实践表明是有利于生态建设的。阐扬和演绎佛教生态哲学思想,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现代生态意识,推动中国生态现代化的进展     

从缘起论到解脱

该文史论结合,在尊重宗教信仰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作为佛教理论基础的缘起论及其解说模式进行了理论总结与哲学分类,并提出了自己对缘起论、缘起论与解脱、解脱的意义等的独特理解。     

论汉传佛教生态伦理的体系结构

汉传佛教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建构佛教生态伦理理论有助于统摄佛教丰富的生态伦理资源。缘起论、依正论、无情有性说为汉传佛教生态伦理奠定了哲学基础;慈悲平等、珍爱自然、戒杀护生、节欲惜福和净心净土等是汉传佛教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与之相关的道德规范是佛教信仰者处理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和要求。上述三部分共同构成了汉传佛教生态伦理体系的构架轮廓。     

略论智俨法界缘起思想的核心及其思维特色

智俨的全部理论都可以归根于法界缘起论,而其法界缘起论的核心乃是性起说。其性起说对印度佛教中的缘起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智俨的法界缘起论在思维特色上主要体现在圆融性思维、相对性思想和直觉思维三个方面。     

论印顺针砭佛法人间性的蜕变

印顺从探究印度佛教的视野,深刻地揭示佛法人间性丧失的真面目:一方面是大乘佛教的神化、俗化现象出现;另一方面是佛法与现实佛教界存在着距离.印顺还从多角度剖析二者形成的深层原因,并从现实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进而着重强调要从佛法演变中把握佛法特质的意义.     

大乘佛教“真如”观念的现代诠释

大乘佛教的“真如”观念必得返回到缘起的语境中方能予以澄清 ,而缘起作为佛法之要义乃是纯构成性境域的敞开与绽出。将“真如”执取为现成性实体的考虑可能导致对缘起无我义的偏离 ,这在佛教的发展中并非绝无仅有。本文力图在现代语境中对“真如”观念作出初步的阐明。     

善恶唯依心性

善恶思想,在佛教教理中,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这一思想的复杂性、深刻性,源于它与佛教的核心义理——缘起论、性空论、心性论等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说它就是这些理论的具体应用;反过来,缘起、性空和心性等理论,又正是善恶思想的终极性依据。通过对善恶思想的终极依据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终极依据确证了现实的善恶,贯穿了绝对的矛盾法则,是促使佛教本身发展和社会吸收其有益成分的内在根据。     

佛教“光明为美”思想的独特建构

光明是令人视觉愉悦、心情舒畅的物质现象,世俗之人以之为美.佛教从缘起论出发认为“色即是空”,“光明”作为稍纵即逝、空幻不实的假相之一,自在否认之列;同时,佛教又从缘起论和中观论出发认为“色复异空”,进而走向对世俗审美趣味的随顺和对光明之美的变相肯定.佛教批判昏暗之丑,赞美“外光明”之美,并吸取这种“外光明”之美为营造佛、菩萨的“身光明”服务,借用这种“外光明”来比喻、形容领悟佛法的“心光明”、“法光明”之美,进而将光明之美的根本置于“心光明”之上,从而完成了对“光明为美”思想的独特建构.     

亦空亦有的佛教世界观与亦僧亦俗的中国文化

一、“因缘故不有”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形形色色的世界 ,佛教的总的看法是 :“万法皆空”、“色即是空”。何以一切活生生的存在都是空幻不实的呢 ?佛教的理由是 :因为它是“缘起”的 ,由各种“因缘”暂时聚合而成的。因缘聚则物在 ,因缘散则物灭。“缘起论”是万法皆空的佛教世界观立脚的基础 ,也是全部佛教理论的基石和核心。佛教关于缘起的经典定义是 :“此有则彼有 ,此无则彼无 ,此生则彼生 ,此灭则彼灭。”1 一切都是互为因果、互相依持、互相对待的。缺少特定的条件 ,事物就不复存在。佛教大小乘各派大都以缘起论作为自己全部世界观和宗…     

论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

王夫之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中佛教批判的最高水平,他系统、全面而又比较深入仔细地分析批判了佛教的空论、缘起论、心性论和认识论等内容。这种批判,一方面反映了唯物主义哲学的战斗性和理论敏锐性,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旧唯物主义在理论思维方面的某些不足。因而分析这种批判,比较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哲学的理论差异和思维方式差异,可以很好地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对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有机组成部分思想的解读

精神生产理论作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全面生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功能。要推进我国精神生产的大发展,必须要准确把握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人类自身生产、社会关系生产的相互关系,这对于深入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有机组成部分思想的解读

精神生产理论作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全面生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功能。要推进我国精神生产的大发展,必须要准确把握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人类自身生产、社会关系生产的相互关系,这对于深入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佛教中道观与艺术辩证法

自佛教传入后,中国文艺美学家将佛家思维方法中某些具有辩证因素的内容与传统的儒道思想相融汇,合而用之。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本文只从两个方面对佛教中道观的思维方法对艺术辩证法的某些渗透与影响作一点研究。一、中道观与艺术的相反相成论中国佛教传授佛教的中道观自姚秦时的鸠摩罗会始。佛教中道说的宗旨在于它的不偏不倚,即它不断然地肯定或否定某一事物,或者从单个方面的绝对义去给事物定性,而是排斥两种绝对对立的看法而取其中。《中论》里著名的“八不缘起”论就是代表。“八不缘起”理论在给世界定性     

《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理论特色

创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佛教有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入世化、人生化成为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在禅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禅宗的根本经典《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本怀,又结合中国传统固有的思想文化,在满足中土社会大众需要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了入世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其所提倡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特殊体现。《坛经》的心性本体论同时也是人性论,其透过心性论所表达的对无相、无念、无住的人的清净本性亦即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为人生展现了全新的生命意义。《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奠基了中国禅宗人间佛教的基本特色,也为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     

佛教的生态观

佛教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 ,具有独特的生态观。缘起论是佛教生态观的哲学基础 ,整体论和无我论是佛教生态观的基本特征。佛教生态观的主要内容包括 :无情有性的自然观 ,众生平等、不杀生的生命观 ,追求净土的理想观。两千年来 ,佛教徒不断创造出方便易行的生态实践方式 ,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在精神本质上 ,佛教的生态观是后现代的。仅凭佛教 ,不可能解决当代生态危机 ,但佛教为生态平衡的重建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佛教“唯识无境”论对美学意境的影响

本文从佛教的“阿赖耶识缘起”论的特质入手，论述了佛教的“唯识无境”论对美学意境的影响。     

探求人与世界的真实——佛教哲学对中国古代审美真实论的启示和影响

中国古代审美理论是植根于现实艺术创作的土壤之中,是直接对艺术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发展起来的。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它必然要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必然要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佛教哲学探求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系列精深的理论,从本质上说是颠倒的、唯心的,但它在中国审美真实论的形成与完善的过程中,给予了一定的思想养料和思维方式上的启示。 一 佛教哲学是佛教僧人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看法和学说,它广泛涉及到了现实的社 会、人生以及整个宇宙的不同方面,其主要精神是在于认真追求真实,全面显示真实,进     

佛教因果思想与和谐社会

因果报应思想是佛教哲学的基本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缘起论,它强调个人的善恶行为必定会对自身的命运发生影响,召感相应的回报。因果报应思想对个体的幸福和社会的协调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我们社会伦理转换的这个时代,有必要重新审视它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     

《肇论》与中印文化交流

《肇论》这部文辞优美、思想深邃的佛教哲学著作是印度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肇论》所使用的语言概念、表达形式以及思想内容都深受老庄和魏晋玄学的影响,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肇论》准确地领会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理论,并以“刹那存在论”为基础,论证了“动静未始异”和“物不迁”的佛教动静观;《肇论》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了印度大乘中观的“假有性空”、“非有非无”的缘起思想,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的有无之辩,在中国哲学史和佛学史上形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佛教本体论体系,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和佛学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