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义解析与经典诠释视域下朱子学的比较、分析与辨正——以陆陇其对饶双峰的接受与批评为中心

宋儒饶双峰以穷理精密而多不同于朱子著称。陆陇其受到饶双峰注重字义解析与文本诠释的深刻影响，将《四书大全》所引双峰说一百二十来处置于南宋以来朱子四书诠释的宏大背景下，加以比较、分析、辨正，对之表达或赞赏，或批评，或褒贬兼具之态度，体现了朱子学一贯的治学特点。在饶双峰立异于朱子思想的影响下，陆陇其对饶双峰若干质疑朱子的别开生面之说表示赞同，显示出其尊朱实内在充溢着“非朱”之求真是精神。正是在吸收、分析、反思饶双峰等朱子后学诠释朱子成果的基础上，陆陇其实现了在批判传承中发展朱子学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亦展现了江西朱子学与浙江朱子学的跨时空对话。     

林罗山的排佛思想与影响

江户时代(1603-1868)初期,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类似,为朱子学的传播提供了基础。日本朱子学者林罗山运用朱子学思想猛烈批判佛教,促使儒学摆脱了日本古代以来佛教的束缚。他的学说适应了德川幕府封建权利的需要和当时的社会条件,促成了日本思想界的重大转变。     

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及其当代走向

汉传佛教是当今世界佛教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汉地佛教,之所以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普遍选择大乘佛教,盖因大乘佛教注重利他济世、强调慈悲普度的精神,较诸小乘佛教注重自利、强调自我解脱更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注重利生济世的大乘菩萨道精神和强调心性、注重现实人生的禅宗思想,确实是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之所在.汉传佛教(特别是禅宗)受中土主流意识形态之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在融会、吸收儒家思想方面之成功,甚至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都堪称典范.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人间佛教”,继承和发扬了禅宗注重现实人生的传统,太虚大师对于佛教的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传统佛教的注重“佛本”变成注重“人本”.     

《坛经》思想与中国艺术的关系

《坛经》是我国佛教思想史上第一部由中国僧人惠能撰述的佛教典籍。惠能在《坛经》中将传统佛教的真如佛变为心性佛，将传统佛教的佛度师度变为注重自性自度，将传统佛教强调修禅静坐变为注重道由心悟，将传统佛教强调经教变为注重不立文字，将传统佛教强调出世间求解脱变为注重世间求解脱等重要思想，对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和雕塑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思想基础

朱子人性论是“自然常道”思想基础上强调“当然”的客观道德价值论。戴震对理学的深刻批判同时导致了人们忽视了朱子人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基础。朱子通过对天道的体认，揭示出人性的自然之常道。在中国思想中“自然”是一个功能性范畴，表征“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强调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基础，并不悖于其贯穿始终的道德价值目的论。朱子以理体代替道体，注重“天理自然之本体”，突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同时又推出了“性气”范畴，使其人性论未脱离理气框架的二难局面。其理欲观、道心人心之辨及其修身论，都是自然常道基础上的人文道德思想。     

朱子与船山体用视域下的“四端”“七情”之分判

四端七情是宋明理学家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朱子和船山尤甚。但是朱子与船山对四端之内涵的认定存在根本的差异:朱子根据已发未发的性情体用之别将四端视为情,船山则从有无自质的立场视四端为性。这种从情或性来定义四端是对孟子之四端两个面向各自的发展。对于七情,朱子和船山初看都将二者视为情,但是朱子之七情是有善有恶的,船山之七情是中性的——可善可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之,朱子和船山对待七情的态度分别是"制"和"导"。"制"所强调的是对情进行内敛的工夫,而"导"则注重发挥情的积极效用,同时也严防情的消极影响。     

武则天与宗教

谈到武则天与宗教,历来学者多注重她对佛教的信仰和利用方面,而对她与儒、道等教的关系,则很少有人作全面的考察。在研究武则天的宗教思想时,我们发现,她对各种宗教均取积极扶持和利用的态度,并无固定之宗教信仰。为了登上皇帝宝座,她虽曾大力提倡和利用过佛教,但此前和此后,她对儒教和道教的扶持也颇卖力,晚年又极力平衡三教,使之趋于综合。武则天的宗教态度同唐代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政策完全吻合。本文试对武则天与宗教的关系作一考察。     

《诗集传》中朱子的理想社会

诗经研究几乎贯穿朱子的整个学术生涯,《诗集传》作为其研究的总结,成为诗经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它融朱子深邃的理学思想于具体相应的《诗经》篇章中,要求人们亲疏有别,各尽其道;乐而有节,注重道德规范,主敬涵养,完善自己;在君臣关系上,君明臣忠。在肯定朱子从文学的角度读诗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诗集传》中理学思想的烙印,在其注释中我们依稀可看到朱子心目中理想的社会。     

从《五经》到《四书》:儒学典据嬗变及其意义--兼论朱子对禅佛思想挑战的回应

典据是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从儒学典据的变迁可以概见学术思想的更新与变异。在儒学独尊的思想背景下 ,由宗《五经》到宗《四书》的典据变迁 ,透露出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思想逐步精细化、深入化的个中消息。这个变化大体来说是由朱子完成的 ,而朱子所集成的这种转向与禅佛教的濡染又有着内在的关联。本文据此辩说这一转变及个中缘由     

朱子循序渐进读书法思想发微

朱子循序渐进读书法以"循序"和"渐进"为特点。"循序"遵循"群书先后缓急之序"和"每书诵读考索之序"。"渐进"则包含了不贪多、不求快、贵专贵精等思想。朱子注重把读书与为学、读书与穷理、读书与修养、读书与日用结合起来,这种读书思想包含在循序渐进读书法中,决定了朱子读书法循序渐进的特点。     

佛教与中国政治

一、小引佛教与中国政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大而言之,它包含政治对佛教的决定作用和佛教对政治的反作用两个方面的内容。本文兼论这两个方面,但侧重于后一个方面。中国佛教渊源于印度佛教,因此,首先简述一下印度佛教对政治的态度是十分必要的。佛     

略论北朝佛教僧人与世俗信徒的素食风气

北朝时期,佛教广泛传播并深刻影响着佛教信仰者的生活。由于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佛教信徒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而使素食风气盛行。这种素食风气表现在佛教僧人与世俗信徒的斋食与日常饮食上。当时国家最高统治者对素食采取放纵的态度、南朝梁武帝对佛教素食大力倡导的影响以及因民族融合的加深而使北朝少数民族饮食生活的改变,都促使当时佛教僧人与世俗信徒素食风气不断扩大。     

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及其局限

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佛教的“五蕴论”及其对“无我论”的论证是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的主要内容。梁启超对佛教既持信仰又持理性分析的矛盾态度是对作为宗教的佛教在精神实质上与理智及科学存在着内在而深刻的矛盾的反映,这种矛盾最终使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不能彻底。     

试论李齐贤对朱子学在高丽传播和发展的贡献

李齐贤是高丽末期倡导由词章之学转向义理之学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学者。他曾七次入元,在元居留期间他与元朝大儒切磋、交流、学习,他还学以致用,重视用朱子学来解决现实问题,力促改革,并且注重选拔英才,教育后学,培养朱子学的传承者。     

浙江湖州新发现的朱子家谱及其所反映的主要情况

朱子后裔分布状况及其谱系研究是朱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从民间收集到的朱子后裔在湖州的家谱的研究,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朱子与湖州的关系,以及朱子后裔在湖州的发展情况。这将进一步丰富朱子学研究的内涵,并为深入研究朱子后裔在浙江的发展情况打下基础。     

佛教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两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 ,注重对儒、道的吸摄 ,既经历过兴盛 ,也遭受过严重的打击 (法难 ) ,佛教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熹诗的哲学境界与美学意义

朱熹一生作诗多达一千四百多首,可他对待作诗的态度却充满矛盾,迟疑反复。从探究这一矛盾入手,文章摈弃了传统的诗歌印象式批评,认为古代诗作通过对文中外物、情感与理性三者关系的不同处理,以不同的方式审美地参与古代诗哲对于天人关系的哲学探索。朱熹对待作诗的矛盾态度、其相互抵牾的说辞来源于情与理、诗与思之间固有的逻辑冲突,他的创作则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使二者相互融合的过程。朱熹早、中、晚三个阶段的诗作,再现了朱子思想由外在格致转而向内求,最终走向审美的演变历程,不仅完整勾画出朱子的内心世界,也呈现出一个理性道德与感性审美相互融合的化境。     

语义无定与索引表征——与西方相对照的佛教语言哲学

佛教语言皆为传达第一义而施设,这决定了佛教所采用的一切语言在本质上都是"假名"施设的东西。语言的世俗意义不是第一义,但却是佛教达到其目标不可或缺的手段。西方哲学和佛教对语言的不同态度根源于它们对各自知识对象的不同理解。佛教强调语言文字和意义之间的不确定性。对语言和意义之间"不定"关系的这种理解,使佛教对语言表现出既充分肯定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又反对执著语言、"堕于文字"的辩证态度。佛教与西方语言哲学的比较,在"辨同异,别共殊"的同时,更多的是起到对双方使用的哲学语言进行梳理和澄清的作用,这种梳理和澄清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对语言的理解不同所造成的误用,另一方面可以为双方进行更深层次的比较提供元哲学助力。     

理学养生之道——以朱子心性修养论为中心

作为禀天地之气而生、法四时而成的人，如何把握养生之大道?朱子给我们道出了养生的根本道理。朱子的养生之道以心性修养为基础，注重道德修身，以成就圣贤、君子为宗旨目标；朱子的心性修养论，强调心的知觉、主宰作用以及对天理的认知、情欲的节制，以“中和”作为对身、心、性情的整体调摄原则，追求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境界。而这种超然的人生境界、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以及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恰恰是个体存养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的生命状态。所以，朱子的心性修养论，虽然不以养生为目的，却养在其中。朱子的养生之道是建立在心性修养论基础上的“天人理一”的养生体系，从树立“天人一理”的养生观以及身心共养、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德、养气存心、情志养生、“仁者寿”为养生最高境界等几个方面阐述养生之道。系统研究建立在朱子心性论基础上的养生之道，可以对今天人们的养生诉求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宋朝礼与佛教

宋王朝对佛教的态度与前代不同,大体是既少特殊地尊崇,也少极端地排斥,因而佛教在宋代似乎不大惹人注目。宋代又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儒学得到迅猛发展,在当时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占据了十分显赫的地位。相比之下,佛教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往往为人忽视。更由于撰史者,大都是受道学、理学影响很深的儒生,对国家活动中与佛教相关的事物取轻视、回避或掩饰的态度,使得今人在了解宋王朝与佛教的关系方面遇到很大困难。笔者现仅就宋朝礼法中与佛教相关的部分作些考察,以期给有关的研究作些铺路架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