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戏曲插图的图像功能与戏曲语汇

我国古代戏曲著作中充斥着大量插图,明万历之后更成为戏曲插图的黄金时代。这些插图已远远超出装饰画的表面功用,而具有独立的艺术品性和审美价值。这些版刻插图与戏曲艺术诸要素,如楔子、科介、角色、曲词等有着密切联系甚至直接承担着同样的功能,与戏曲舞台表演、戏曲时空处理等艺术元素亦存在相通之处。戏曲插图与戏曲诸艺术要素或艺术元素之间的这种关联可称之为戏曲语汇,其为深入探讨古代戏曲插图本语—图互文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迪。     

从明刊本《西厢记》版刻插图看戏曲的文人化进程

从明刊本<西厢记>版刻插图来看,明代戏曲的文人化有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即由当初图像所体现出的"照扮冠服"的舞台性,发展至后来的"象意相生"的抒情性,再到后来"美仑美奂"的装饰性.戏曲插图从重视舞台效果、着力营造"写实空间",一步步呈现出极具文人化色彩的"诗意空间"和"形式空间",并最终演变为文人学者的"案头清玩".与此同时,图像与戏曲文本之间的关系也由原来图对文的亦步亦趋、若即若离,变得渐行渐远,插图的文人化色彩和艺术独立性不断增强.<西厢记>插图不断文人化的历程,又是与明代戏曲的整体文人化进程相一致的.     

明末湖州戏曲插图的"雅化"风格

惯常以为,明末市民文化盛行,正处于古代戏曲的繁盛期,戏曲书籍插图应该迎合市民阶层的口味,以获得更多市民的青睐.事实上,明末湖州戏曲插图流行"雅化"风格,而不是"民间化"风格.如明末苏州、武林、徽州、湖州的戏曲插图都倾向"雅化"风格,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在分析明末湖州戏曲插图独特风格的基础上,从经济文化、审美风尚变化等多维视角阐释形成这种风格的深层次原因.     

论明清古典小说的近代插图本传播——以小说评点与插图的关系为中心

近代西方铅石印刷术引入,产生古典、新著、翻译等不同类型的插图本小说.从文体内部分析小说评点、插图、文本三维关系,研究近代古典小说插图本评点与插图的刊印观念,评点与插图双重艺术形态之关联,及插图本传播中插图、评点充当的主要功能,以期还原明清古典小说在近代传播的真实风貌.从小说刊本出发,以评点、插图、文本三者场域交互为重点,结合版本演变、文体演进、出版文化、读者需求,探讨其生成体例与传播模式,可以明晰评点、插图在古典小说插图本的近代传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能够拓展明清小说插图的研究视野.     

插图本中的图像叙事与语言叙事——文学与图像的融合与分离

语图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文学与图像互相融合的插图本的流行不仅给读者带来了全身心的审美感受,也为我们思考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对话提出了新问题。插图本目前之所以流行是艺术发展与人的内在需要的必然趋势,图像充分展示了语言所无法具有的功能,这是视觉艺术本身的价值所在,也是人的根本精神需求,甚至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插图本中的语言与图像乃是根源于人的不同的感官,它们对人同样重要,我们必须以一种平等的精神来尊重这种不同艺术形式所具有的差异性,而不是片面强调其中的某一种。最完美的艺术形式应该是一种语图完美结合的插图式文本,电影的发展是插图本发展的更高级形式。     

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

图像与文字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叙事媒介,它们具有不同的符号特性.由于相比图像而言,文字是强势符号,所以就出现了语词("诗歌")与图像("绘画")互仿时的"顺势"和"逆势"现象.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其实是与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息息相关的:图像是处于纯粹符号与表意符号之间的一种特殊符号,它具有"再现"和"造型"的双重性质;而文字则是一种抽象度更高的表意符号,它在叙述或再现外在事件时可以不受"造型"因素的干扰.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间相互模仿的情况,既发生在内容层面,也发生在形式层面:图像叙事模仿文字叙事的情况,多发生在内容层面;而文字叙事模仿图像叙事的情况,多发生在形式层面.     

宣物莫大于言 存形莫善于画——“语－图”互文语境中的洛神形象

文学（语词）与绘画（图像）是把握古代文化中洛神形象塑造的两个基本维度。文学中的洛神形象从远古神话和各种民间传说中走来，并且经过了历代文人的阐释、演绎甚至赋意，“赋自诗出”与“诗自赋出”反映出文学洛神形象塑造的基本取向。洛神形象还常常体现在绘画、插图等艺术世界中，“辞所不到，图绘之”成为图像洛神的价值追求。而实现“索象于图，索理于书”、“两美合并，二妙兼全”式的“语－图”互文并最终走向“语－图”弥合，才是洛神形象的最完美展现。     

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的遗存

俗赋是一种面向观众表演的说唱形式.由于俗赋至唐五代不再流传,加上作为案头阅读赋体的发达,又由于打油诗的发展,致使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并不多见.作为供读者案头阅读的赋体,也时而被运用到古代戏曲中来,以致造成俗赋与其混淆而被人们忽略.在写人、绘景、拟声、状物上,古代戏曲中还有词话等说唱形式;叙事主要由戏曲中的宾白与唱词所构成的情节来担任,而作为叙事为特点的俗赋在戏曲中只是穿插片断,对剧情的推动作用也不大,这些因素无疑影响了俗赋在古代戏曲中的运用.     

地域文化与明清戏曲选本编选者

明清戏曲选本作为戏曲传播的重要媒介与手段,其编选者与其中收录作家的地域性分布与选本的产生、发展都有着重要的联系.明清戏曲编选者以江浙地区为最多,这与当地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戏曲选本所呈现的作家作品的地域分布也与编选者主要的活动区域、活动对象密切相关,编选者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前贤的崇敬与朋辈的认可,往往会选择其主要活动区域的作家作品.选本中所收录的作家作品也回应了戏曲地域性分布与发展的戏曲史实际,体现着中国古代戏曲在大都、浙江、江苏三地的地域性置换.     

"文以载道"理论的语义溯源及当代意义

"文以载道"既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又是现代文论视野中饱受批评的一种文学观念.从对"文"这一语词进行语义溯源的角度重新梳理"文"的内涵以及"文"对"道"的关系,可见由于"文"这一语词对"规范性"与"审美性"的双重要求,"文以载道"这个命题既有对艺术的追求又有内容上的框范,该命题呈现出其他命题所没有的自我调适性.在全球化视野下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不仅不应该被摒弃,反而应融汇符合当下文化精神的"道"的内涵,使之成为保持民族特色、指导文学创作的重要文学观念.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