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身体美学：耶稣基督的丑与美

钉十字架的耶稣完成了赎罪祭，按照古老的传统，祭仪中的主角总是丑陋的，这也正是耶稣在受难中的形象，只不过一般人看到的是喜剧中的“丑角”，而基督徒看到的却是甘当人世丑恶的“圣子”。在基督教语境中，耶稣死而复活，终祛除了丑陋，实现了美的转换。耶稣复活是肉身的复活，从而打破了人神之间的界限，在美学史上第一次肯定了人的身体可以像神一样完美。     

卓然的品格——鲁迅视野中的耶稣

鲁迅在整理探析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观照汲取西方文化的合理内核。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典籍《圣经》,鲁迅在主体精神上认同其合理层面,并对耶稣有着深刻的认识。鲁迅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从人性的角度审视耶稣,把他"道成肉身"救赎世人反而被钉杀在十字架上的宗教行为看作是一个被庸众杀害的革命者的惨痛事件,并在内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激发出鲁迅自己现实生活中"爱"与"恨"的情感,并以沉重的笔触凝结于创作中。     

试析《圣经》中的"罪"与"爱"

《圣经》中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关“罪”与“爱”的阐述既体现了宗教的神圣性,又对现实人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人性本恶出发,基督教认为人具有有限性,故需时时反省、忏悔。而耶稣被钉十字架,则表达了上帝时人的无尽之爱,俗人需以上帝为榜样,以博爱之心宽恕他人之过。     

圣经的翻译传播特性及其教义基础

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宗教的经典,基督教的圣经具有一种独特的翻译传播特性,即它必须在翻译中传播,在传播中翻译。圣经的这种特性源于基督教道成肉身的核心教义,即唯有基督才是上帝之道,而圣经只是用来见证基督的某种语言文本。     

尼采对"科学难题"的解答

尼采所关注的"科学难题"是科学脱离生活整体而自身合法化的问题.也就是说,科学的成功逃避了对自身前提和价值基础的反思."科学难题"实质上与苏格拉底的理性乐观主义、柏拉图-基督教道 德有着根本的一致性,都是禁欲主义理想的表现形式.科学是这种理想的最高形式.尼采解答"科学难题"的方案是:从艺术家的视角透视科学,从人生的视角透视艺术.尼采一方面翻转了崇尚真理而贬低艺术的哲学传统,认为贬低艺术就是贬低生命,因为艺术从古希腊开始就与人生有着根本的亲缘性,属于生命的"形而上学的活动";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作为现代性的结果的艺术只能从外部抵制科学的"野蛮化".这说明,尼采的艺术形而上学与他触及的艺术现代性问题不可能最终协调起来,并没有真正摆脱古老的真理与艺术对立的逻辑.     

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为什么会解体——与《牛津基督教史》中一个观点的商榷

耶稣家庭是中国基督教史上颇具影响的乌托邦社团。《牛津基督教史》有关作者认为耶稣家庭在1950年与三自运动关系紧张是导致其处境艰难的原因,但事实上前者对三自运动表现出很大热情。其解体在于解放后社会安定民生改善,在战乱中兴起的耶稣家庭失去其依托的社会基础;家庭成员通过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等活动与外界社会接触后,对封闭的乌托邦体制下的生活日益不满;同时家庭经济基础脆弱,土改后土地减少也难以维持。因此,正如世界基督教运动中其它国家的乌托邦社团一样,内因是导致家庭解体最主要的原因。     

"空"与"存在"——大乘中观学派与基督教的本体论之比较

大乘中观学派的本体论是以"法性空"为核心观念展开的,而基督教则对"存在"这一概念做出了种种形而上学的规定与论证.比较这两种关于"存在"本性 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中观学派与基督教都认为世界乃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过程,同 时都具有某种必然性的普遍性原则,并且都为信仰确立了真实的对象.而两者的不 同之处则在于,中观学派否认本体实有,强调世界"空"性.基督教则一般认为作为事 物基础的"存在"表征着普遍必然的实在本质.     

中国"公教文学"的历史存在

基督教文学作为基督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文苑中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独特而璀璨的景观.随着近代基督教在中国较为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基督教文学这一传统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了传播和延续.虽然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发育不甚充分,但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提倡和实践,基督教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百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作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公教文学从理论倡导到创作实践,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具有独特的美学追求.     

"有,还是无"断想

1.亚里士多德说:"有一门科学专门研究‘有'本身以及‘有'借自己的本性(不假借他物)而具有的那些属性."这就是贯彻西方哲学达两千年之久的形而上学.巴门尼德认为,存在是唯一的.真理之路通向"存在",而意见之路却通往"非存在".真理之路是指: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意见之路"反是.高尔吉亚认为,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能被认识;即使被认识,也不可以被说出.然而,高尔吉亚并不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这个命题.     

"后现代"误读与当代文学的困境

本文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界在理解“后现代主义”时,抽空了其巨大的理性文化背景,而造成了严重的误读。由于这种误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表现完全丧失了其原初的解放性意义,而成了市场和欲望的同谋。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作家批判立场的丧失和审美表达被欲望展示所代替:晚生代作品的肉身消费,女性主义文学的天平向女“性”商业主义倾斜,反腐小说自身走向腐化。而解救之道则在于重新回到启蒙的批判立场和审美的灵性向度。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江”“河”词源义试探

“江”“河”是两个常见的形声字，随着词义的发展和汉字的变形简化，声符“工”与“可”的表意性被忽略了，很多人认为其只起表音作用。实际上“江”“河”两词所表意义即源于其声符“工”与“可”，其声符具有示源的功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