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诗与士人的精神世界:试以王维的生命史和编年诗为例的社会学探索

费孝通先生晚年倡导面向“精神世界”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格，而且指明了回溯和整理传统思想资源以理解人心的意义。古代士人在仕隐之间的进退趋避是精神世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盛唐诗人王维可作为重要个案。本文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以王维的生命史、编年诗及他与其他诗人的交往为线索，考察其如何在仕隐之间调适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王维通过人际和诗文往来形成的社会交游空间、自然山水空间和灵性佛理空间，构成一个融和自然与人文的“人生圜局”，以寻求精神世界在“入世有为”和“消极退避”之间的平衡，而其精神苦痛也可以从这个圜局的层级变动或缺失中探寻根源。本文认为，把握世风民情、生命史的再现以及理解和体会的功夫，是研究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门径。     

珍珠遗产历久弥新--2005中国镇江赛珍珠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前夕,历史文化名城镇江第三次举行赛珍珠学术研讨会,纪念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诞辰113周年.来自海内外逾百位专家学者研究和探讨了这位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学创作的题材特性、主题意蕴及艺术构成;考察和评估了她当年反映我国抗日斗争的文学作品、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政论言论以及大量卓有成效的援华抗日活动的功绩;思考和展望了她所留给我们的遗产,在今天全球化和本土化趋势并存发展的语境下,其跨文化的独特经历及对文化多元共存、互相尊重的认识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和深远意义.     

从抽象王国到现实世界--读《费尔巴哈论》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从历史观的高度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它的直接理论来源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一联系的实质是从抽象王国走向现实世界。因此 ,从抽象王国到现实世界是《费尔巴哈论》一书的真正主题。     

关于音乐教育的哲学思考

本文全面论述了教育哲学范畴的几个主要课题 ,对音乐的美育功能 ,音乐教育的特点和规律 ,母语音乐教育 ,学习外国先进教法等方面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了剖析     

话题转换的顺应性研究

根据顺应理论,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进行选择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不仅选择语言形式,同时还选择使用策略。话题转换现象是对社会规约和心理世界的一种顺应。话题转换不当,会产生负面影响,妨碍交际的进行。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新的挑战 :诞生于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还适用于今天 ?2 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的兴起是否造成了它的过时 ?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上的挫折应否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负责 ?其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具有自我超越能力的开放体系 ,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 ,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失误恰恰是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造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造性的阐释 ,使它保持一种开放的对话姿态 ,并避免其沦为狭隘利益的工具 ,乃是保持它的生命力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辨正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五形态理论 ,该理论在马克思那里有充分的文本根据 ,马克思始终坚持了该理论。理解五形态理论的视角至关重要 ,须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去理解它。马克思的五形态理论不是社会发展的单线论 ,而是既坚持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 ,又承认单个国家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辨证决定论。马克思不仅精辟地分析了在“世界历史”的大环境下个别国家超越式发展的深层原因 ,而且还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种基本的模式     

城市公众安全文化教育的方法与思路——兼议北京2008“安全奥运文化”普及问题

通过对安全文化发展演变历史的简单回眸,探讨了适用于城市安全减灾的安全文化教育的模式及方法,尤其从文化建设层面上研究了应用安全文化建设方法的特点。作为最现实的应用,还就2008年北京“安全奥运”的系统化建设提出了“安全奥运文化”普及教育的思路。     

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