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四个人群:乡村基层干部、财富型能人、知识型能人、地方拳头势力,此四个群体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塑造出不同的乡村类型;但其共同的"四种人结构"是稳定的,而且其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点,即乡村社会权力的离散化和公共权威的虚拟化.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已深陷于"权力异化"的处境,并且失去了自我塑造公共权威的能力,"整合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核心话题;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乡绅治理"方式予以实现,而更加依靠宏观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完善.     

突破差序心态重建食物信任——食品安全背景下的食物策略与食物心态

当前,食品安全危机主要表现为工业食物体系下消费者对食物质量的不信任.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一系列试图重建食物信任的替代食物策略.这些食物策略表现出经济回嵌社会、食物信任品特性透明化等特征,并客观上构成了差序食物信任的整体社会心态.差序食物信任一方面表明多样化的地方食物策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提醒我们注意差序食物信任心态所隐含的倾向乃是个体自保,制度监管被架空,忽视了“监管制度的不力”和“公众对监管制度的不信任”这些根源性问题.因此,重建食物信任在鼓励多样实践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加强食物生产规程和监管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政策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以北京市延庆县为例

本文界定和阐述了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政策的概念,在说明农村劳动力就业特点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政策涉及度"这一综合指标,分析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政策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时间和就业收入的机制。研究发现: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政策涉及度越高的农村劳动力在乡镇内就业的时间越长;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政策推高和拉低农村劳动力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同时发挥作用,但是"推—拉作用力"具有力量不均衡、作用对象不一致的特点。     

农业绿色转型：意义与道路

在各种食品问题爆发的今天,农业实行绿色转型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呼声。文章从绿色农业的内涵入手,探究了农业绿色转型的意义前景、发展道路,并分析了农业所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认为在农业转型过程中的经济代价不应该让普通居民来承担,建议国家应该在农业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主导作用,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农业绿色转型后的健康安全食品。     

“发展”的解构主义与被解构的“发展” ———解读《遭遇发展》

现代性的诞生,意味着浪漫主义的逐渐消逝。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巴西利亚的建造标榜了人类对社区地理规划的开始;包豪斯风格的发展呈现了人类关于功能与技术要求的回应;科学林业的普及,唤起了人类对整齐与一致性的追求;医院、学校、监狱和工厂的制式化管理,加剧了人类对时空规则的依赖。的确,现代化象征     

作为生态文明形态的有机农业之道———以北京市天福园有机农庄的经验为例

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和资本文明破底之日,取而代之并引导人类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遵循有机农业之道则成为践行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文章以北京市天福园有机农庄的经验探索为例,探讨了作为生态文明形态的有机农业之道:生产之道——遵循敬畏生命的伦理观念;消费之道——健康消费是生活之必需。分析了践行有机农业之道的困境与出路,认为在新型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教育机制的经验层面、国家政府践行有机农业之道的制度层面,机遇与困境并存。有机农业之道的践行,需要先行者的经验性探索及国家相关财政支持和耕地保护等制度性保障,更需要破解国家相关政策制度难以普惠性落实、地方工业化与保护耕地制度之间的矛盾等现实困境。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实践路径与研究进展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项目,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促进地区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章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国实践为线索,梳理了保护试点的推动进程与研究进展,并在全球农业文明的相互观照中,重申了传统农业知识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对反思高科技农业的危机而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对世界各民族传统农耕智慧的刻意存留,更是对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哲学考量,其深层的价值则是对现代化知识系统的超越,是对"后现代农业"思想的启蒙。     

中国农民话语权的解构与重构

文章梳理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范式和方法论。利用后结构主义范式与话语分析法,解构了现实农民利益被非法侵占的案例,发现中国社会霸权话语的建构是真正导致农民失语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与农民素质无关,因为当今的农民素质足以表达他们自己的诉求和言语。问题是霸权的话语剥夺了农民的言语场域和他们应有的空间。归还农民话语权的有效方式可通过中央政府联合其他力量和农民一起打破原有社会话语结构,重构农民的话语场域,使农民获得应有的平等空间。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社会宏观背景分析

文章对我国农村改革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进行了历史回顾,将其分为1986-1992年、1993-1999年和2000-2011年三个阶段;分析了改革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科学发展观”的社会经济发展观的变迁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影响;对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进程和人口变化趋势、农村社会结构变化和农村教育问题的分析认为我国农村中小学向城镇集中的速度过快,远远快于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指带户籍和市民待遇的迁移)的速度,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文章认为将农村学龄人口减少作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动因,只是问题的表象,地方政府之所以会做出与实际需求相脱节的学校布局调整,在于盲目追随发展主义所致.     

农村教育公平实践的尴尬

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乡村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目前社会各界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农村教育公平”为目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乡村教育公平.但是乡村追求教育公平的结果,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教育公平问题,反而增加了乡村的教育负担,使城乡教育变得更加不公平.文章首先回顾了教育公平理论和既有的经验研究成果,并逐步分析了追求教育公平目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思学校上移、办学规模、教师素质以及乡村学校功能等问题,最后探讨了经济规律与教育规律、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旨在启发人们多方位地思考乡村教育问题,重新审视现阶段推动乡村教育公平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