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程序和权利的洼地——哈贝马斯理论考察下的中国刑事法治

哲学的本质在于它的反思能力;同样哲学也具有强烈的渗透能力。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之当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的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哲学和社会学领域,而且随着他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又译为《事实性和有效性》)的出版,对法学领域的渗透亦是与日俱增。纵然法律语言乃简略和无感觉之话语,"具有理性及法律的意义,仅有少数的艺术"(歌德语),但     

“承诺式公法”及其力量——西学视野中的中国公法形象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华民族因物质器具的落后而效法西方。科技引进、生产的勃兴渐次高涨,但"现代化"中的社会体制的选择却经历着一次次的试错和彷徨。社会体制的改     

法定解释实践之优先性规则：一个比较分析

法定解释是否有一种优先性或优先性规则，学界对此纷争不一。经过对各国操作性解释实践的比较分析，可以认为基本上不存在一种普遍性的优先性规则。即便是实际存在的以及理论建构的优先性规则，也是一种程序性的优先性规则，而非有关重要程度的优先性规则。     

非公益征收的错位、归位与未来走向

征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然而在目前中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中,不论是否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均可获得征收权力。这便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制度：非公益征收。制度的错位一方面降低了公益征收的地位,另一方面提高了非公益征收的地位。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当然是界定公共利益,引入公益考量机制,禁止非公益征收。这样既能恢复公益征收之应有地位,同时也能使非公益征收回归原位。接下来的问题是：非公益征收该走向何方,土地需求不会因为没有征收而消失。未来土地供给主要会来自宅基地和耕地,宅基地和耕地如何入市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从目前的解决方案来看,区段征收受制于正当性限制;政府购买方案,增加了交易环节,推高了地价,将负担转嫁给了社会,不符合比例原则。应当允许农民集体在补交合理地价的前提下自由决定入市,甚至从长远看,可以考虑由农民个体（家庭）自决入市。     

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的重要步骤。行政公益诉讼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诉讼,它不要求起诉者与被诉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为了保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运转,特定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比公民个人更应该成为起诉主体。虽然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拓宽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但为了保证原告起诉能被法院受理,国家有必要通过立法确认公民享有环境权。根据环境问题跨区域发生的特点,应当建立起多层级的案件管辖制度。要建立完善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对《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进行进一步的修改。     

民间组织的变迁与功能研究——以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白沙乡纳西族“化賩”为例

纳西族社会流行的"化賩",最初以民间结社形式存在并延续至今,如今作为纳西族人际交往的"非结构形式"对纳西族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丽江地区纳西族"化賩"活动为研究对象,应用民族学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历时性梳理了"化賩"的发展与变迁,共时性探讨了纳西社会中的"化賩"在纳西社会中整合、保障、认同等方面的功能,进一步分析"化賩"在整合纳西族社会经济、人际资源以及维护民族地区稳定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民事检察建议的分类重构与原理探寻——以二元化权能结构为背景

依循民事检察权的二元化权能结构,可以将规范和实践领域形态多样的民事检察建议划分为以执法监督为职能的公权制约型检察建议和以守法监督为职能的社会治理型检察建议两大类,前者由再审检察建议、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检察建议、执行监督检察建议组成,后者由督促起诉、申诉中的和解检察建议、执行协助检察建议组成。通过对这六种两类检察建议制度的生发原因、运行现状和主要问题进行梳理,能够提炼出各类检察建议的共性特征和运行原理:其中公权制约型检察建议的构建和运行应当遵循合法性和约束力原则、内部制约机制优先原则、比例原则和谦抑性原则;社会治理型检察建议的构建和运行需要遵循有限性原则、防止角色异化原则、公民自治和社会自治优先原则、合法性与规范性原则。     

“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读

通过语境化的阅读,本文从海瑞的论述中抽象出有关司法的两个定理:公平定理和差别定理。文章在理论层面和社会历史层面逐一论证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力求展示其隐含的,基于主观边际效用的,强有力的经济学逻辑。论文还将其中可能最有争议的差别定理进一步一般化,逐步延伸到刑事司法——支持疑罪从无(轻)原则,和民事法律的领域——提出有关“人格物”的概念,力求充分展示其具有的理论力量。     

现代行政法治理念概述

行政法治不仅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准则,也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前提。本文从法理学的角度对现代行政法治的基本概念,如公共行政理念、依法行政原则、实质法治原则和遵守正当程序等,作了深刻和富有新意的阐述。     

专家、大众与知识的运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运用理想类型方法 ,试图提出并阐明一个观察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视角 :行政规则制定是一个通过特定法律程序而使不同类型知识得到恰当运用 ,为行政规则提供正当性和理性的过程。文章进而归纳出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两种范式 ,即大众参与模式与专家理性模式。文章认为 ,在价值选择领域 ,大众参与具有知识运用上的合理性 ;而在技术领域 ,过多的大众参与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行政规则正当性 ,但其耗费大量行政资源 ,无助于知识的合理运用。由于行政管制领域基本上是技术性事务 ,在一般情况下 ,专家理性模式应是优先适用的规则制定模式。当然 ,为了防止“专家专制”和偏离公共利益目标的计算 ,大众参与又是一个制约专家权力的机制。涉及中国当前行政规则制定过程 ,由于行政权力的组织和行使依然存在着高度集中化和非职业化的态势 ,本文倾向于首先从行政组织自身“制度 /结构”合理化以及行政专家职业伦理的培养入手 ,在规则制定过程中促进专家理性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大公众参与来增强规则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