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

宋神宗与王安石是熙丰变法时期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物。锐意求治的宋神宗与变法心切的王安石经元老重臣的撮合结成搭档，大力推行新法。就变法的时间、权力与内容来分析，宋神宗是两人关系中的主导者，王安石则充当了配角。宋神宗与王安石的遇合，对熙丰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其中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因素。而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搭档，对他两人也有重大影响。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友谊，也可谓是封建君臣关系的典范。     

鸡鸭名家汪曾祺

汪曾祺被公认为“大器晚成”的作家 ,他不为人知的早期杰作《鸡鸭名家》证明这是个误解。他“晚成”于 2 0世纪 80年代 ,仅仅是由于特殊的时代。然而他又并没有像大部分同时代作家那样被时代“耽误”,反而创作力勃发 ,这是由于他特殊的性格、学识、立场以及艺术天赋。也正是这一切 ,决定了他生趣盎然的大写意风俗画的小说风格。     

文学搭建的民间文明--汪曾祺论

汪曾祺用文字搭建了一个艺术人间,那里的人们自然也会受到社会、时代的影响,只是还保留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有时与正统文化水乳交融,有时又是对立的.这种"民间的文明"不能简单地用对错评判:"礼失而求诸野"是意味深长的,但其中也常杂些尘滓,有的干脆粗糙得反动.对此,作家是是非分明的.     

形而上与形而下:后形而上学的解读--王船山的道器之辨及其哲学意蕴

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者,王船山对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区分作出了不同于宋明儒家的理解.他的理解主要从两个前提出发:第一,之谓与谓之之辨,通过这两个语词的区分,王船山明确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不是世界固有区域的客观划分,而是根据主体的存在方式才作出的主观性划分;第二,有无与隐显之辨,通过这个讨论,王船山告诉我们,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是隐显之别,而不是有无之辨.王船山对形上、形下的如上解读意味着把哲学之思从形而上学框架内解放出来的努力,意味着后形而上学视域的开启.     

董必武法制思想探略

董必武在新中国建立初期 ,重视法制建设 ,强调司法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 ;强调加强立法工作 ,严格执行法律 ;要求广大人民群众模范遵守法律 ;关心司法队伍的建设 ;阐明了党与法、党与政的关系     

王维转官吴越考略

在王维一生的宦历中,"转官吴越"是其一次重要的任职行为。王维此行始程于开元十八年秋天的长安,经洛阳、郑州,顺运河而下,抵京口,至会稽,达"穷边"台州,任职于黄岩。翌年春天,辞官告归,由江宁逆长江西上,于浔阳小作停留,然后再由夏口经汉水至襄阳,为孟浩然写真,并创作了著名的《汉江临眺》诗,旋北归长安。     

王世贞卒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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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与王学：儒学的二重性及其互补

朱学与王学 ,一个强调社会伦理规范的强制性约束 ,一个强调道德修养的内在性自觉。二者体现了儒学“内圣”与“外王”的二重属性 ,这二重属性恰好互为补充地体现了儒学的基本价值。从宋至明朱学与王学孰轻孰重的论争 ,只是儒学这二重属性孰轻孰重的争论 ,也是儒学为适应不同时代的需要而作的自我调适和补强。     

走向后经学时代的文学之思--关于王国维文学研究的重新认识

以经学作为理论资源 ,运用经学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话语方式来定义和评判文学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主流。时至 2 0世纪初 ,经学对人们文学思考的控制却难以为继。此时王国维的一系列文学研究活动颇引人注目 ,尤其是《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分别在小说论、词论、戏曲论三个领域消除了经学眼光 ,尝试了新型的文学批评模式和文学研究方法 ,其基本思路、价值体系和主要术语 ,都已凸现出“后经学”文论的特征 ,成为中国文论走出经学时代的第一人。     

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本文分三个部分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一是其选篇原则。王夫之将那些能体现爱国忠君思想 ,并具有楚辞风格的作品入选 ,目的是“广三楚之遗风” ;二是“以意为主”的作品论析 ,注重联系屈原的情感、经历 ,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阐释作品的思想内容 ,“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 ;三是“认理唯真” ,“脚踏实地” ,虽不刻意于文字训诂 ,但对字句的诠释颇有独到之处。诠释楚辞而不自觉地将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流露出来 ,这是“文字狱”盛行之时 ,王夫之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