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感知还是客观责任? ——中国农民工作回报期望影响因素研究

理清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影响因素进而精准施策,对于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意义重大。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和CGSS2015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出务工经历为代表的主观感知性因素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关键,而以养老责任和未成年子女数量为代表的客观责任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同时,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对生理回报和安全回报有更强烈的诉求。     

就业优先:以"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在民族地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在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针。然而在“教育改变命运”的共识之外，布迪厄认为教育一代代地维持着对社会中下阶层的不公平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被一些学者应用于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如在“三区三州”等民族地区，代际间的贫困传递难以阻断，因家庭文化资本弱势而造成子女求学、求职受阻，看似可用“贫困文化的再生产”予以概括，但笔者不同意直接套用西方理论认定中国存在“教育不公平”的论述。因为我国社会实际与布氏提出“学校教育再生产社会阶层结构”观点之环境不同，有多项教育政策在切实保障着少数民族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当前在我国民族地区实现教育公平的主要障碍，并非 “文化再生产”的结构性阻力，而在于就业环节的阶段性困难。教育公平可分为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环节，民族地区经多年教育扶贫，“起点”入学机会和“过程”教育质量已明显改善，而作为“结果”的就业环节亟待改善。以“就业优先”方针多渠道扩大少数民族就业，可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市场融入、巩固减贫成效和精准防控返贫，是助少数民族自主掌握教育“社会阶梯”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     

康区"三魔女",还是"康区三度母"——近代康区妇女精英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康区三位著名妇女精英甘孜的孔萨?央金堪珠、德格的夏克? 泽旺志玛和瞻对的甲日?其美志玛在康区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之所以获得权力，是因为康区的传统习惯法以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都允许妇女在一个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名号和土司或头人的地位。为了获得和巩固政治地位，她们往往陷入多方势力的权力争斗中，这些势力包括其家族中的男性、来自其它家族的男性、地方军阀、中央政府，有时还有西藏地方政府。研究揭示了正是康区在夹缝中生存的各土司统治区域割裂、分权的性质为地方首领，特别是妇女领袖提供了较多的施展其政治才能的空间。     

论“莱西会议精神”对新时期全面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神经末梢,也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终端"推动者和实践者。现阶段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新兴组织不断涌现与党组织作用削弱的不适应,"权力和资源缺失"与服务刚性增强的不适应,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与群众政治参与欠充分的不适应,群众诉求多样化与满足渠道单一的不适应,部分党员党性不强、意识淡化与始终保持先进性的要求不适应等问题。在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莱西会议精神"指导下,全面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思想上高度认识是前提,加强支部建设是核心,坚持法治、完善村民自治是重点,紧扣服务、创新制度是关键,统筹协调、综合配套是保障。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美国、中国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问题

在1951年6月至1953年7月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战俘遣返问题是谈判双方争论最为激烈、耗时最长的议题。美国出于冷战需要，拒不同意遣返所有被俘朝中人员；而朝中方面则依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日内瓦公约，要求遣返所有战俘。由于在此问题上僵持不下，致使谈判几次陷于停顿。最终，谈判双方各自做出一定让步，使得战俘遣返问题得以解决，为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消除了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     

对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的若干思考--基于《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1960-1975）》的分析

《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1960—1975）》是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领域的成功范例，规划内容通过州宪法性效力、州法律法规性效力以及行业约定性效力三种形式发挥作用。准确把握关键问题、秉持院校自治理念、深入开展调研等做法值得借鉴。我国区域高等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教育规划应当坚持治理理念、以人为本理念和系统论理念，对区域高校定位作出合理预期与安排，引导区域高等教育健康和谐发展。     

Contextual identity experiencing facilitates resilience in Native American academic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ocio-cultural dynamics that interact with ethno-racial identity experiencing in a previously under-researched group. A qualitativ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with 40 Native American academics from 28 mainstream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U.S. served as a case example with findings that contrasted with historically influential theoretical frameworks postulating identity confusion and conflic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one’s mainstrea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versus one’s ethno-racial community grounding. Instead of feeling pressure to identify with only one worldview, the contextual, dynamic ident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inclusive and flexible self-concept of tribal participants allowed them to in turn take advantage of two divergent cultural meaning systems pertaining to their distinct socio-cultural contexts. These shifts were experienced as not endogenous but rather exogenous variables, which did not cause the historically theorized issues. Participants felt their tribal identities instead facilitated meaningful integration of the existing incongruences, which resulted in unexpectedly resilient subjective experiencing.     

论数字货币的私法性质——以日本Bitcoin.Cafe数字货币交易所破产案为中心

数字货币，是一种具有财产性价值属性的电磁记录型数据。数字货币在其依存的区块链体系中所彰显的与不特定者之间的支付对价性、与法定货币之间的互换性、使用电子信息处理系统进行转移的在线转移性等特点，得以从数据说的角度，将其作为一种数据性财产权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其私法性质进行讨论。有鉴于我国民法总则已将数据纳入保护客体的范畴，数字货币作为数据之一种，理应成为一种新型法律客体，在得到法律理论支撑的基础上获得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