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素菜兴盛的原因探析

鄂东地处吴头楚尾,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交通便利,丰富的素菜食材为鄂东素菜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鄂东作为禅宗的发源地,佛教文化浓郁;受黄老之学的影响,道教的群众基础也极为深厚,善男信女秉持宗教的素食主义,于日常生活中予以贯彻并发扬光大。加以鄂东的书院文化、儒学文化、医学文化非常发达,人们信奉"耕读传家"、"吃得菜根,百事可为。"坚持食蔬以求修身养性、淡泊明志,使茹素有了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这三种因素的结合推动了鄂东素菜的兴盛,使得鄂东素菜在我国素菜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后新儒学”对传统儒学实践观的省察

通过对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哲学的反思,"后新儒学"认为当今儒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其实践观的转变。传统的实践观内缩于心性修养和道德形而上的探求,主要偏向于道德的维度。"后新儒学"融摄马克思主义和船山哲学,提出以社会历史生活为总归的新的实践观,此种实践观旨在克服儒家传统实践观的缺陷,真正进入生活世界。     

“安史之乱”与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

对于唐代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始终绕不过对于"安史之乱"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对于唐代儒学发展的研究也是如此。"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对唐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对思想领域造成的动荡也是空前的。随着战乱之后社会的动荡、人心的不安,儒家思想急需对自身的理论进行重建以期适应时代的需求。本文即是在详细考察史料的基础上,对"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各方面的变化进行层递的分析,由此对唐代后期出现的儒学复兴运动之原因进行详实的考察。     

民国孔道的理解维度与儒学的发展理路

民国时期是儒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科举废止、经学解体，使得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学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民国时期理解孔道出现了四种维度：孔道即孔教；孔道即孔经；孔道即纲常名教；孔道即孔家生活。“孔道”即孔教，一方面将孔道提升到宗教的高度；另一方面，重新建立儒学在下层社会的认可基础和认可机制，维护儒学的社会根基。孔道即孔经，体现了儒学传承中的学术化维度。孔子之道即纲常名教的维度是中西文化对峙情况下以“西”观“中”的一种对孔道的解读，是一种对孔道的误读。孔道即孔家生活旨在建立一种传统的孔道式生活方式。民国时期，对于孔道的不同理解维度，同样彰显出了儒学不同的发展向度，使儒家文化呈现了多元的发展态势，为儒学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多种途径。民国时期对孔道的不同理解所开创的儒学发展的不同理路，虽然在其后此消彼长，起起伏伏，但这些理路仍然构成今天儒学发展的主流。     

浅谈国际儒学视角下的儒家使命

上个世纪,儒家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否定之后,变得衰微至极,直到数十年后,儒学复兴运动才开始兴起,可以说一波三折。这里复兴的"新儒学"指的是一批学者希望吸收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以抗拒全面否定传统的趋势,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寻找出路。儒家通过吸收学习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来更好地适应当前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社会,同样的道理,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也可以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提取新的视角。新时期的新儒者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化思想,"化西入儒",为儒学复兴带来动力,更应该让传统儒家思想走出国门,为解决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提供"中国传统方案",这是新时期儒家的使命。本文旨在分析儒家应如何在儒学复兴,儒学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大大加深的背景下发挥儒学的"教化"作用,以及如何使得儒学进一步地走向国际。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比较复杂，深刻地打上了西学东渐的时代烙印，与传统儒家大异其趣。民国新儒家主要从西方科技、逻辑学、实验主义理论的角度，将墨学看作中国文化中最具西方文化色彩的部分，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墨不如儒，认为墨学的缺陷与西方文化相同，从而对墨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像肯定西方文化那样，认为墨学有一定价值，主张以儒为主融墨。另外，民国新儒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西方文化的笼罩，对墨子的伟大人格和救世牺牲精神进行高度评价。     

崔大华先生对儒学理论结构的诠释

崔先生认为,儒学的理论结构包括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与之相应的有"仁""礼""命"三个基本范畴。社会的理论层面的"礼"从形式上来说是指礼仪,从实质上来说是指伦理关系的等级差序原则和道德情感等精神内涵,从功能上来说是个人的行为规范和治国工具。心性的理论层面的"仁"是儒学道德观念系统的基础,表现为仁义礼智信的德性和忠孝信义的德行,其根源在于人性本善,人们只有通过道德修养才能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完善人格。超越的理论层面的"命"是内化于人的道德本性中的可以被人认知的、体验的对象,它是在生命源头处偶然相值而形成的气禀,注定了人生的必然遭际,不是某种外在超越的既定"安排",因此,儒学回应命的基本态度是不因超越的命运之必然而改变自己所应有的道德实践原则、方向和努力。遵循物理科学地生活,遵循伦理道德地生活,在人生实践中追求完美人生。     

儒学的“社会”观念——荀子“群学”的解读

21世纪儒学界开始注意"社会"概念的儒学解读。"社会"虽是近代日本人对"society"的汉字对译,却体现了一般"社会"概念与汉语传统的"社""会"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严复将"society"译为"群",源自荀子。确实,荀子的"群"概念即是一般"社会"概念。为此,有必要明确提出荀子的"群学",但不是严复那样的社会学的理解,而是生活儒学的理解,即理解为基于生活方式转换的社会哲学或一般社会理论。对于今天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解历时性的"社会形态"概念和共时性的"公民社会"概念。社会形态的历史转换,可由荀子的群学原理"仁→义→礼→群"的理论结构加以阐明。     

治道与政体：理解中国政治的传统视野和现代资源

2015年4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弘道书院举办了一场以“治道与政体”为主题的致公论坛，这也是弘道书院今年着力推广的“儒学与政治学系列对话”的第一场。此次对话的四位嘉宾对于中、西政治思想研究各有专长。围绕这一主题，四位嘉宾各抒己见，交相驳难，就理解中国政治的传统视野和现代资源展开了一次中西之间的激烈碰撞。     

儒学"为政以德"传统与现代行政伦理

儒家"为政以德",特重官德修养,不仅是儒家"治道"的基本理念,而且由于儒家"治道"讲求的是透过德治而使整个社会达到理想境地,故其又是儒家政治哲学最主要的内容,内含着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精髓。这一思想隐含着中国式的"幽暗意识"。作为传统资源,这种思想可以运用于现代行政伦理建设,而这对于反腐倡廉亦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