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经济之初探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对国统区经济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实行统制政策，又加剧了官僚资本对国家和人民的掠夺。至抗战后期，政治腐化、经济衰退的蒋氏政权的种种弊端已是愈演愈烈．更加为人民所痛恨。     

自然人控股公司中的高管特征与绩效

现代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主要涉及委托人和代理人。自然人控股公司中，企业的所有者同时也是经营者。委托人同时也是代理人。因此具有高管持股比例高、两职兼任度高等特点。本文对自然人控股公司中的高管特征与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总经理持股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董事长持股、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学历水平与托宾Q值显著正相关；两职兼任与净资产收益率显著负相关；监事长持股与托宾Q值显著负相关。可见董事长持股的“一股独大”并没有对其业绩产生消极影响。建议自然人控股公司选好经理人、降低两职兼任度、增加总经理的持股比例，进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绩效。     

民营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5年中国26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决策中存在的终极股东代理问题.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制衡度和现金流权与受控公司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受控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终极股东控制权比例和制衡度越高,股权融资给终极股东带来的控制权稀释风险越低,终极股东偏好股权融资;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低,终级股东承担的债务破产风险越小,终极股东偏好债务融资.研究结论一方面支持资本结构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证实了终极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确实存在主动规避治理效应的动机和行为.     

企业内部信用问题的博弈分析

企业内部信用是企业存在的基础,一个良好的企业内部信用氛围,在企业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企业内部管理层与职员的背信行为,构建了管理层与职员在绩效评价过程中的博弈模型,得出(背信,背信)的结果.从而说明,应采取措施,使得管理层与职员在博弈中采取(守信,守信)的策略.     

倾销与反倾销的博弈分析

从理论角度建立一个倾销与反倾销的博弈论模型,研究了国外企业倾销与一国国内反倾销的博弈过程,通过对中国国内产业状况的实证分析,阐释了中国国内企业反倾销不力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部门、行业(企业)的应对对策,同时认为在该领域内尚有很多课题亟待进一步研究.     

论台澳暂缓起诉制度

暂缓起诉是一种附条件的不起诉处分,其理论基础在于起诉便宜主义、诉讼经济、诉讼效益等方面的考量,它虽起源于德、日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但近几年在我国澳门和台湾地区得到发展。从台澳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暂缓起诉制度的价值所在,徜若日后在操作程序上得以完善,必定会对国内相关制度建设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道德理念的重建与法律的实现--以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为视角

依法治国必须依靠法律的最终实现来完成,而只有符合社会基本道德的良法才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进而推动人们对法律的遵从.在道德失范的情形下,道德就无法对法律的实现给予支持.从中国传统的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必须对我国现实分裂的道德予以重构,强调道德分层化、官德法制化、民德社会化和法德和谐化.惟此,才能推动我国法律的实现.     

再保险策略下的理赔总额近似分布研究

短期聚合风险模型中,关于保险公司总损失(理赔总额)分布的研究非常丰富。而对于在一定再保险策略下,原保险人与再保险人理赔总额联合分布的近似问题,可先采用平移伽马分布来估计原保险人和再保险人理赔总额的边际分布,再运用椭圆型连接函数(Copula)刻画其相关性结构。     

刑事诉讼视野下的释明制度初探——以法院改变罪名问题为视角

释明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有所涉及,但尚未进入刑诉学者的视野,尽管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使得代表国家权力一方的司法者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都拥有相当的主动权,但在实现实体公正的同时,如何保障程序公正则是学界不懈的追求.以法院直接改变起诉罪名问题为切入点来说明释明制度如何弥合刑诉中某些技术合理性的欠缺无疑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释明"与其说是一种权力,不如说是一种义务,该义务旨在尊重并保障当事双方的诉讼权利,提高诉讼效率,故有必要将其引入到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来.     

基于消费者异质性偏好的零售商抗衡势力研究

本文将消费者偏好特征引入到买方抗衡势力形成的分析框架中,构建消费者异质偏好视角下的买方抗衡势力形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买方抗衡势力的市场效应。结果表明：当消费者对零售商的偏好异质时,拥有较强偏好的零售商能够获得买方抗衡势力,且消费者偏好增强能够提高该零售商的买方抗衡势力,改善消费者效用与社会福利。本研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关于买方抗衡势力的理论研究,为企业竞争战略和产业规制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