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东方学"看中村元《东方人的思维方法》

日本佛学家、东方学家中村元的名著《东方人的思维方法》,不仅展示了独特的立场与方法,而且涉及"东方"与"西方"的概念何以成立、各民族的特性与作为区域普遍性的"东方"是什么关系、何以见出"东方思想"的联系性和共通性、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方法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什么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具有"理论东方学"的意义.中村元认为,"东方"不是单一性的文化,但东方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以"民族"为基本单元,在对印、中、日等东方民族思维方式及其特征的概括中,强调各自的民族特性,重在各民族的"辨异"而不是东方的"认同",同时又以"佛教受容的形态"作为东方人思维方法的共同层面与研究的切入点,从而使得"东方"这一区域共通性的概念得以体现.     

日本的“军队作家”及其侵华文学

一、“军队作家”及“军队文学”的产生日本的侵华文学,主要有两部分作者。一部分人是受报刊杂志社派遣的职业作家,如所谓“笔部队”的成员。他们没有实际的作战经历,在战场上,他们至多是“观战”,而不是“参战”,因此,他们写作的篇什,要么是“从军记”之类的东西...     

犹太-希伯来文学的民族特性

从宏观比较文学的角度,可以把犹太一希伯来文学的民族特性概括为三个"一",即:一本书--<希伯来圣经>与文学的一元化;一个神--耶和华的文学抽象;一个梦--从亡国到复国的题材主题.这三个"一"的概括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犹太文学的特性,也可为希伯来-犹太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提供宏观参照.     

“观照”概念的现代转化与近代日本美学的东方传统

[提要]“观照”是东方佛学术语,也是东方传统美学的重要概念。近代日本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们较早使用“观照”来阐发自己的美学理念,其中岛村抱月提出“观照的艺术”是“为人生的艺术”,是艺术的“大乘之境”,强调“观照”所具有的“东洋趣味”;长谷川天溪站在现代社会“幻象破灭”与“幻象重建”的角度阐述“观照”美学,提出了“幻象观照”和“自我静观”论。同时,有评论家用“观照”论评论夏目漱石的作品,也有美学家用“观照”来对译西洋“aesthetic”（审美）一词,其中竹内敏雄把东方“观照”与西方“审美”加以融合,冈崎义惠在“感动”与“观照”的概念关联中阐发“观照”的东方特性。由此种种,“观照”在日本现代美学中完成了由传统东方美学概念向现代美学概念的转化。     

浅谈思想政治工作中“说”的艺术

<正> 思想政治工作是以人为对象、做人的思想转化工作的,其基本的手段,一是靠口头的和文字的说教,二是靠以身作则的人格力量。思想政治工作的艺术首先是在“说”字上,包括善于说话,善于谈话,善于讲话等。以下仅就思想政治工作中“说”的艺术作肤浅的探讨。 一、善于说话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能力,说话是人之口腔的基本功能之一。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必须说话的,而说话是有学问讲究的。“口若悬河”“舌如簧’是形容一个人能言善辩。“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六月寒”,“一句话可以使人笑,一句话可以使人跳”,是表明话有会说与不会说之分。这是由于汉语词汇的极其丰富,对于同样一个意思可以用多种词语加表情来表达所致的。例如某公爱好下棋艺不佳,一日与人对弈三盘,     

中国的“感”、“感物”与日本的“哀”、“物哀”——审美感兴诸范畴的比较分析

作为审美感兴之范畴的中国的"感"字,至少在8世纪就见于日本文献。在"感"字的基础上,空海最早将"感兴"作为概念使用,世阿弥最早将"感"字有意识地、明确地作为一个戏剧美学概念加以使用。在心与物的关系上,中国是以心感物,心离不开物,心受制于物;日本是以心"感心",心可离物而独立。日本特色的审美感兴范畴是"哀"与"物哀"。其中"物哀"之"物"被置换为"物之心",从而将"物"加以"心"化,称之为"物心"。中国的"感物"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背景,日本的"哀"、"物哀"则包含着朴素而又过剩的感性与情绪;"感物"是天人合一、物我和谐、情理适中,有"乐感"的性质,"哀"、"物哀"则是情理失衡、物我错位、自我倾斜,有"哀感"的倾向;"感物"是阴阳和谐,刚柔相济,"哀"、"物哀"则具有阴阳失调、阴盛阳衰的女性化色彩。     

中国古代译学五对范畴、四种条式及其系谱构造

中国古代翻译学是在近千年间佛经翻译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翻译文本(译本、译文)的识别与评价方面形成了五对范畴,即"胡本/梵本""全本/抄本""异本/合本""旧译/新译""失本/得本";在翻译行为的经验论、实践论与操作论方面,形成了分条论列的四种"条式",即道安"五失本、三不易"、彦琮"十条"与"八备"、玄奘"五不翻"和赞宁"六例".以五对范畴和四种条式为支点,形成了独特的内在构造与理论体系.它将静态的译本形态论与动态的翻译行为论结合起来,兼具学术翻译的性质和文学翻译的品格,具有普遍和恒久的理论价值,在世界译学中堪称独步.但迄今学界对此估价过低,这是需要反思和矫正的.     

百年国难与"国难文学史"——关于《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1840-1937)》的研究与写作

<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在通常所说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划分出"百年国难"(1840-1937)与"八年抗战"(1937-1945)两个时期,提出了"百年国难文学"与"八年抗战文学"两个范畴,认为1840年后的中国百年史的时代本质是"国难",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则是"国难文学",应当将一般文学史所忽略的、由外来入侵所造成的历次国难事件为题材的国难文学,作为一段相对独立的专题文学史加以研究,对其中所蕴涵的国难意识、生存危机、心灵震荡、世界观念、爱国情怀、民族情感、反省与批判精神等,加以分析阐发,并以此对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中的相关史料与叙述,从文学的角度加以丰富和补充.     

“味”论与东方共同诗学

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存在，就要首先确认“东方诗歌”的内在联系，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内在联系，就要分析“东方诗学”内在结构，就要去发掘、发现它们共有的基本诗学概念。通过古典诗学文献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庄严”与“韵意”两个概念统括南亚诗学，“风”与“气”的概念流贯东亚诗学，“对比”与“律动”的概念贯穿西亚诗学。而以“味”这个共用诗学范畴为纽带，南亚、东亚、西亚三个区域诗学又形成了三元一体的“东方共同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