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为侵略战争全面翻案的第一本书--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最早系统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是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嫌疑人的老牌右翼文人、作家林房雄。他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中提出了“东亚百年战争”的假说,认为日本算不上是“帝国主义”,也不存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是“纵然失败却是无悔的战争”。该书全面肯定和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是战后右翼思潮及军国主义史观死灰复燃的显著标志之一。     

试论波斯文学的民族特性

研究与概括各民族文学及各国文学的特性,应该以民族(国家)文学为最基本单元、以世界文学为广阔平台,进行宏观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比较文学的视阈中,可以概括出波斯(伊朗)传统文学的三个文化特性.第一,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国际政治环境,造就了无与伦比的"诗人之邦";第二,波斯文学整体渗透于祆教的"善恶二元"观念及"泛伊朗主义"之中;第三,介乎东西方、南北方相交叉的"十字路"位置,使波斯文学形成了"四方交汇"的"介在性"或"间性"特征.     

日本对华侵略与所谓"支那国民性研究"

在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日的大背景下,日本学术界十分热衷谈论和研究所谓“支那国民性”,其中有不少“研究”者露骨地表现出服务于侵华的险恶用心。他们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于中国“国民性”中,说中国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好色、奢侈、懒惰、虚伪、残忍、变态、不团结、势利、排外、服大、非理性、歇斯底里、妄自尊大、盲目乐观、自暴自弃、无国家观念等等,恣意描画自己心目中丑陋的中国人形象,中国及中国人在他们笔下成了堕落的泥潭和罪恶的渊薮。他们断言中国人已经成了一个“老废的民族”,并进而运用这些“结论”来解释中国人民的排日和抗日,为日本的长期占领和奴役寻找根据和对策。     

巴枯宁阴谋集团是第一国际后期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

<正> 第一国际战胜蒲鲁东主义的时候,巴枯宁适应阶级敌人的需要,用极“左”的革命词句,向马克思主义和第一国际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炮制无政府主义纲领,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力图篡夺“国际”的领导权。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最大的野心家、阴谋家。巴枯宁阴谋集团是第一国际后期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在第一国际存在的十年当中,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国际”有一半以上时间在同巴枯宁阴谋集团进行斗     

近20年来我国翻译文学研究述评

"翻译文学研究"是"翻译研究"或称"翻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种文学研究,是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对文学翻译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翻译的理论、翻译文本、翻译家、翻译文学史等———所做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间,我国翻译文学从兴起到繁荣,在翻译文学理论的研究、翻译文学史研究两大研究领域,在文献整理和理论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百年来我国文学翻译十大论争及其特点

20世纪一百年中国的文学翻译论争可以分为十大主题,总称十大论争,即信达雅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异化与归化之争、转译与复译之争、"处女"、"媒婆"与"奶娘"之争、神似化境与等值等效之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翻译文学国别属性之争、艺术论和科学论之争以及建立"翻译学"的论争。通过对上述事项的梳理、总结和评述,我们简要归结了十大论争的基本内容,并从论争的纵向演进、论争方式、论题的"泛文学化"等方面总结了十大论争所呈现的基本特点。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史分期与“近世”问题——日本东洋史学的理论探索及其价值

19世纪末日本的那珂通世最先以“上世/中世/近世”的西洋式历史分期法来撰写中国通史,接着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并进行论述,后来宫崎市定予以继承和发展,且将“近世”与西洋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相对应、相比较,遂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史亦即所谓“东洋史”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上古/中古/近古”与“上世/中世/近世”之间、“近世”与“近代”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逐渐明晰,“近世”的内涵逐渐得到确定和确认。“近世”既是“中世”后的时代,也是“前近代”的时代,是一个崭新的变革时代。这样的“近世”不仅是东方史的分期术语,也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历史性质的判断用词。“近世”论以及“上世/中世/近世”分期法,打破了以往以改朝换代为线索的史撰模式,将东洋史纳入了世界史体系,又颠覆了西方人关于东方历史只有改朝换代周而复始的历史这一刻板的印象,具有很强的史学理论价值,不仅对日本东洋学、东洋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中国20世纪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学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东方社会—亚洲价值—亚洲模式”三论与当代中国的东方认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界先后开展或参与了以“东方社会”“亚洲价值”和“亚洲模式”为关键词的三次国际性研讨。其中，从社会学角度对“东方社会”的研讨，使以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封闭停滞的负面判断，转为对“东方社会”及“东方道路”的正面确认；从哲学角度对“亚洲价值”或“亚洲价值观”的研讨，促进了“东方”共有价值观念的辨析与认同；从经济学角度对“亚洲模式”及东亚经济发展特点的讨论，反映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学界对“亚洲模式”的冷静判断与正面评价。上述“三论”在时间上先后相继，在论题上相互联系，是近40年来我国“亚洲认同”或“东方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东方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     

沙:阿拉伯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基本象征

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看阿拉伯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文学,可以把"沙"作为"基本象征物",将其总体特征提炼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文化的沙漠特质:扩张、包容与吸纳性;二、诗人的沙漠性情:性格的多变性与极端性;三、作品的沙质结构:颗粒化、松散化.这三个宏观特征的概括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阿拉伯文化与文学的民族特性,也可为阿拉伯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宏观参照.     

中国的东亚认同与东亚话语建构

因为“东亚”一词带有一些历史阴影，中国学界一直较少正面使用它。近年来中国学者曾在不同层面上对“东亚”概念予以批判、考察与清算。20世纪90年代，“东亚儒学”概念从境外传入，激活了中国大陆儒学界的“东亚”话语，学者们通过“东亚儒学”认同东亚，对各国儒学的不同特质予以辨异。同时，中国学者还参与国际性的“东亚共同体”讨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东亚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并在“共同体”与“社会”的性质区别中，认识到“东亚共同体”必须建立在“东亚认同”特别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东亚儒学”传入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是中国“东亚”话语建构的两个主要契机，形成了独特的“东亚”话语体系，是中国“东方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