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注、体悟、变通:从《列子》看工匠精神的三重境界

工匠精神在中国古已有之,是中华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也是一种深深根植在中华民族血脉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先秦诸子思想中多有体现,先秦诸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工匠精神"这一概念,但在诸子寓言中蕴含了丰富的工匠精神内涵。《列子》是先秦道家典籍,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科技等影响深远。其中讲述的许多寓言故事,深刻揭示出"工匠精神"要达到的三重境界,即专注、体悟和变通。这三种境界是依次提高的,分别代表着能工巧匠、行业专家、在多个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家"。     

知行合一:锤炼图书编辑的工匠精神

图书出版是凝结文明成果、传承文化精华、普及科学知识、启迪智慧心灵的神圣事业,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在新时代推进图书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图书出版编辑要提高站位,树立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增强文化自信,以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为目标,知行合一,锤炼工匠精神,在图书出版中倾注匠心和良心,生产更多高层次、高质量、有思想、有品位的优秀图书,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神财富和文化价值。     

“文艺学批评”建设：创新的视角

应该站在"创新发展"的立场上来进行"文艺学批评"建设。其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自身建设、制度建设、平台建设三个方面。"文艺学批评"以"分门别类""深入细化"和"追本溯源"的方式来检讨和疏理既有的"文艺学成果",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美其所美,丑其所丑",使目前已经常态化了的"学术霸权""学术表演""学术谋利""学术复制""学术滥造"得以抑制,让"学术创新"之花得以盛开。     

中国新主流大片“中国精神”的阐释与传达

中国电影作为一种载体,理应承载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表达和传递中国精神的功能。而中国新主流大片无疑是最能传输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和传递中国精神的一个渠道,也是观众最容易吸收和接受的一种方式。中国新主流大片对"中国精神"的诠释又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对民族精神的诠释、军事动作电影对时代精神的彰显。而泛情化策略、电影工业美学的表意机制与鲜肉美学则是中国精神在中国新主流大片中得到有效阐释与传达的主要手段,实现了此类影片观赏、接受和传播效果的高度统一。     

"感性"的妄念与蜕变 ——论黑格尔对"感性确定性"的批判

经验论者认为,知识和确定性起源于感性的直接接受,感性可以直接、完整地把握知识和确定性。然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从经验论者的观点出发,进而以意识的辩证法批判之,感性不能越过语言和概念直接把握关于具体特殊之感官对象的知识或确定性,我们只能在具有普遍性的语言概念中把握到关于对象的确定性,对象或自我也只能在概念中被显示。感性确定性由此自我否定而蜕变为知觉等,精神逐渐丰富自身,生命也在世界中展开。     

论扶志的科学内涵、基本矛盾与实践创新

扶志是对精神贫困的全方位治理，包括提升贫困人群思想道德水平、重塑贫困人群思维方式、改善贫困人群生活模式、在贫困社会中传播先进文化的实践。扶志活动有主导性、协同性、动态性、长期性的基本特征。社会客观要求与扶志对象精神文明状况之间的矛盾是贯穿扶志过程的基本矛盾，有其具体矛盾的表现。精准识别精神贫困、拓宽自然和社会生活空间、采用协同参与的方式，是扶志实践创新的路径。     

巴人“胡风批判”与“日丹诺夫模式”的“亲缘性”

[提要]巴人1956年《文学论稿》从政治立场、哲学方法、美学观点三个维度批判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较之1948年与1955年的胡风批判更具理论性。其理论资源与1954年春在北京大学讲学的毕达可夫讲稿《文艺学引论》相同，皆取自“日丹诺夫模式”，由此可反思文学理论是否尊重了文学的审美性。     

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及限制

由于司法实践和学界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纳入我国《民法典》已经成历史,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适用和限制标准值得探讨。探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具体范围及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应该坚持的限制维度,从对比的角度分析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针对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之道和完善建议,可以对司法案例和具体审判提供参照。     

四川省新闻传播学科70年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四川新闻传播学科发展成绩显著:学科体系逐步健全、师资队伍实力雄厚、学术人才辈出、科研教学成果丰硕，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新闻传播人才。文章从学科历史沿革、学术成就和学术活动三个方面回顾总结了该学科发展及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