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格理论看《黄色糊墙纸》的创作及叙述人疯癫的心理动因

从卡伦.霍妮的人格理论来解读《黄色糊墙纸》中的女权主义思想,可以看出,吉尔曼诟病父权社会的动因与她童年时期因为缺乏关爱而形成的基本焦虑息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焦虑造成吉尔曼对男性极其敏感、忧虑,并驱动她走向反抗父权之路来合理化内心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小说中的叙述人也对建立亲密关系感到焦虑,她靠过度压抑自己来获得安宁,却让愤怒爆发,最终只能借想象性的胜利抗争来保护自己,从而走入疯癫。这可能就是小说创作以及叙述人最终疯癫的深层心理动因。     

生之残酷：权力意志下的欲与罪—对《雷雨》救赎母题的再思考

曹禺在话剧<雷雨>中对宇宙和人生命运的"不可理解"之"残忍"性进行了独到的思考与诠释,这充分体现在<雷雨>在群体关系、权力意志与宇宙权力意志对人生的双重影响、生之残酷与疯癫的产生、生之残酷与救赎的困境这三方面问题的深沉叩敲上,从中可以看出<雷雨>更为隐奥的创作母题.     

置疑与重建——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的历史意识

疯癫叙事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它们传达出新中国前四十年文学所不曾有过的历史意识,这些历史意识包括历史形态与叙述姿态的开放,将历史作为一种审美修辞对象消费。具体而言,即对历史形态的重新认识、自我置疑的历史叙述姿态、寻求历史认同和重建历史话语意义。将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所传达的这套历史意识,放置到中国当代文学历史意识流变的坐标轴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历史意识是在认识到过去文学叙事的局限的基础上,对其做出的有限度的反拨与超越。     

夏洛特·吉尔曼《黄色墙纸》的叙事心理学解读

夏洛特·吉尔曼的《黄色墙纸》作为女性批评家重新挖掘的早期女权主义文本,一直以来在文本的意识形态价值和意义上存在着诸多争议。从叙事心理学角度探讨《黄色墙纸》中形成性别刻板形象的原因是性别角色期待的不同,而自我叙事的策略对女主人公疯癫的意识形态意义解读具有更切实的价值,填补了女权主义解读方式的空白。     

试论福柯和德里达的思想差异--从《我思和疯癫的历史》谈起

福柯和德里达是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领域里的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关于两者的思想差异理论界有多种看法,如有人认为主要表现在思想领域的不同上,有人认为主要表现在思想性质的不同上,有人认为主要表现在文本阅读方式的不同上.本文在解读那篇曾引发福柯和德里达激烈论争的论作<我思和疯癫的历史>的基础上提出福柯和德里达的思想差异主要表现在他们清理和改造传统的思想文化的思想策略的不同上.     

非理性世界中的疯癫图景——路翎小说中的疯癫人物透视

路翎小说中描述的疯癫诸相,如自虐、极端狂妄自大、虚妄的幻觉体验、道德上的自我惩罚、情欲绝望的兽性等,既是社会真实情状的书写,又是他的挖掘人物“原始强力”和发挥作家“主观战斗精神”文学观念的集中体现;这不但强化了作者对造成疯癫的黑暗丑恶社会愤怒的控诉,而且拓展了人性书写的空间。     

勇敢的女权,颠覆性的疯癫——《克里斯多夫的序曲》的主题分析

澳大利亚女作家埃莉诺.达克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克里斯多夫的序曲》为她赢得了诸多荣誉和认可,同时也多次被提到是一部勇敢的小说。对这一评价的理解可以是多角度的,但仅仅从它的主题来看:女权主义和疯癫,这两个彼此融合得很好的主题已经足够在当时的评论界引起极大的争议了。本文试图透过这部勇敢的作品剖析达克的女权思想并呈现她关于疯癫与自由的关系的思考。     

眩感和日光：现代社会的疯癫诸相

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展示了西方社会三个阶段的疯癫状态，随着理性化的不断发展，非理性与理性的关系一直是社会探究的焦点。笔者借鉴福柯对疯癫的理解，发现“眩感”和“日光”正是现代社会非理性与理性的特征关系，并试图分析当下社会中狂躁症和忧郁症、权力暴力运作、精英阶层的规模化外迁等疯癫诸相的状态，以探究社会行动结构的发展。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通过权力话语实践，非理性的疯癫诸相将逐渐趋于消失。     

道德:理性专断的工具——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

疯癫作为一种精神或行为现象,它的历史是与西方资产阶级理性之间交流、争斗、冲突、断裂的历史。自中世纪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理性以道德作为工具对疯癫进行排斥、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