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终结与哲学精神的殒落——思想史视域中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从思想史上看,无论是自由主义版本的终结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版本的终结论,其理论上都发源于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主要是基于对现代化进程最终方向的争议,二者之间产生了激烈而持续的争论。从思想史的高度与历史哲学的深远感来看,关注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版本的终结论显然要更胜一筹。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上看,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以实证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因此,尽管这本书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但从根本上说,把意识形态的问题排除在研究之外会导致历史(哲学)的没落和精神的衰竭。实际上,贝尔的论断也从反面提示我们一定要关注自身的意识形态研究与建设问题。     

试论马克思的个体正义优先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不仅强调要实现个体正义以促进个体自由、平等与全面发展,而且强调要保障个体正义的优先性,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的发展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马克思的个体正义优先理论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的现代化等重要内容,对于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试论政治生态视野中的和谐社会构建

政治生态作为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功能系统,是实现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重要政治条件;建国以来我国的政治系统中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整合弱化以及政治不作为、寻租性政治腐败、“有组织的”生态政治风险以及“社会参与基础缺失”的政治合法性危机等反生态化的倾向性;因而,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综合治理这些政治生态中的不和谐要素,建立与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良性政治——经济生态、政治——制度生态、政治——伦理生态和政治——社会生态。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判定标准探讨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是一门研究科学理解与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问;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解读主体是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社会主体三者的有机统一;这就决定了"个体理解、群体认同与社会实践"共同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三位一体"的判定标准。     

关于政治生态视野中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

政治生态作为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功能系统,是实现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重要政治条件。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综合治理政治生态中的不和谐要素,建立与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良性政治—经济生态、政治—制度生态、政治—伦理生态以及政治—社会生态。     

论毛泽东科学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超越

毛泽东围绕着"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如何进行革命"这一实践主题,在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科学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实践超越和实质性实践超越,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国内研究述评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是一门专门研究科学理解与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问。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之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研究,在概念的界定上,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界定为一门“解释”、“理解”或“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学问;在研究的具体内容上,对其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以及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在研究方法上,尽管运用了科学的哲学解释学方法,但方法论创新的程度还很不够。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学科合法性探讨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是我们从事这一学科研究之前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研究目标与现实社会实践之间的融合性是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学科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深入展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学科合法性"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政治意义以及深远的现实意义.     

试论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超越

胡锦涛同志紧紧围绕着“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怎样建设社会？”这一实践主题，在不断推进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实践超越和实质性实践超越。     

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建党百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伴随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协同共治主体、乡村振兴新时代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统领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4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始终遵循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演进逻辑和党的政治引领与农民自治实践相统一的行动逻辑,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