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的几种读法

加缪的名著《局外人》出版后，域外研究可谓浩如烟海。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论述值得阐发：1.从文本形式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到语言和叙事；2.从三种不同层面的“荒谬”说来阐释《局外人》的精神内涵，分别为默尔索个性的荒谬、存在主义的荒谬和作为社会批判的荒谬；3.从两种社会理论的认识框架来把握该小说的可能意义，关涉的主要是康德目的王国与马克思交换价值的理论。文章最后结合基拉尔的分析，通过《局外人》与加缪晚期小说《堕落》的对比，尝试指出《局外人》艺术上的某些局限。     

作为自我和客我的身体相的能知——广松涉的《存在与意义》解读

广松涉拒绝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主体—客体二元构架,他将对象性客体解构为显相的所与和意义的所识,而认知主体则被拆解为一种关系性二肢存在,即能知的何人(人称上的"谁")与能识的某人。并且,广松涉突出强调处于认识论客体向度的显相世界中的身体,它并非是一个简单独立实存的物性对象,而是一个在感性对象性的"所知以上"的某种东西,即能知的主体,也就是显相给予所面向的关系性的主体,这是一个物性的身体之上的可以知晓关系性格式塔显相的主体。     

从盖恩斯《刑前一课》看小说视点与叙事层面的建构

盖恩斯在《刑前一课》里从零视点与悬念的建构、外视点与悖论的建构、内视点与意识流、多视点聚焦与立体感等方面来研究小说视点与叙事层面的相互关联。他从零视点的角度建构人称悬念、瞬间悬念和期待性悬念，从外视点的角度设置了主题悖论、言辞悖论和语境悖论。为了克服零视点和外视点描述的单调性和乏味性，盖恩斯把内视点与意识流进行了有机结合，从触景生情式意识流、内心独白式意识流和交织式意识流等方面探究人物心理与社会环境的内在关联。他还在人物评述和场景氛围等方面采用了多视点策略，从多层次和多侧面的角度来聚焦于具体的人物、物件或场景，构建了叙事层面的立体感，拓展了现代黑人小说创作的美学认知空间。     

《西游记》中经文的“物质性”与“空”的形而上学

《西游记》的最后三回深入反映了文本的"物质性"和"空"的形而上学。文本是经验现象的记录和象征,经验本身是空的,真经也只能是空的。文本引发了五蕴之苦,因之必须超越。若要了悟成佛,修行者必须将"物质"搁置一边,只需信奉佛陀开示的"终极智慧"。在追寻"绝对真义"的过程中,文本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这表明《西游记》明显的是一个寻找"文本"的文本。经卷的"空性"是佛教教义"空"的物质载体,同时它指向一种本身是不可言喻的最高实在的象征。     

清政府与《江华条约》关系新论

1876年2月签订的《江华条约》，是由朝鲜王朝独立完成的。清政府礼部事前的咨文、李鸿章所谓的“劝函”，清政府事后获悉缔约的信息来源、获悉订约后的表现，均证明《江华条约》的签订与清政府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论《史记》《汉书》数术叙事的修辞意蕴

《史记》《汉书》叙事形态是古代史传叙事的典范,数术叙事传承了《左传》的神秘化特征,是数术文化氛围昌盛的时代背景下,在史传文学领域中的映照。《史记》《汉书》数术叙事的神秘化特点,客观上形成了作品叙事的意象化思维,这种意象性表达方式在《史记》《汉书》的数术叙事过程中,蕴含了古代数术文化与文学结合体现出的修辞意蕴,并构成了叙事寓论断和刻画人物言简意丰的艺术特色。     

从《山海经》归类看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

《山海经》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形法类,《隋书·经籍志》则归入史部地理类,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才将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从《山海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归类可以看出,学缘与职事是唐以前人对载籍理解和知识分类的依据,真实和虚构则是宋以后人对载籍理解和知识分类的依据,而学术价值和政教作用则始终作为评价标准。这一现象与各时段的社会思想和知识结构直接关联,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相一致。《新唐书·艺文志》开启了将难以"考质"的史传退置于小说类的先河,突显了古代文献分类的内在紧张与冲突。四库馆臣对史部和子部的清理和总结并非解决了原有矛盾,而是进一步突显了这种紧张与冲突。从这一个案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小说并非一个亘古不变的文体概念,对它的认识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其核心内涵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