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何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从价值功用到建构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要求。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社会稳定直接关乎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讲,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优良治理的最佳策略。制度体系因其结构特征和构成逻辑所显现的耦合效应、嵌套关系、吸纳能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治理实践的现实需求,使其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之中。制度建设之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价值功用主要体现于:制度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而且可以形塑社会秩序基本样貌。也因此,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制度建构应该着眼于:以制度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政治信任、以制度资源推进认同整合、以制度吸纳促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参与协同治理。这既是化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性策略,也是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构逻辑。     

西部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融合之路——基于10省85村1 143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不同历史阶段下的战略任务。二者在历史渊源、出场逻辑、科学内涵、推进思路上存在差异,但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作的制度安排,在战略愿景、服务诉求、参与主体、实践路径上具有同一性,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一方面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基础、物质基础、舆论基础和模式借鉴,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范返贫风险和解决2020年后的贫困问题提供长效保障。当前中国正处于脱贫攻坚收官之战与乡村振兴稳步实施的政策交汇期,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融合推进之路具有战略紧迫性和历史必然性。研究表明,西部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已实现初步互动,但实现两大战略的良性互动仍需进一步优化联动机制、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提高乡村治理与生态文明水平、引领文化风尚、推动共同富裕,使西部地区在新时代新一轮的大开发中展现更大作为。     

跨界族群视阈下的俾路支问题研究

跨界俾路支族群是伴随欧洲的殖民扩张和势力范围的强行划分逐步出现的,并随着真正意义上具有独立主权的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等民族国家的建立而正式固定化。对俾路支族群自身而言,作为各国内部的少数群体,都面临政治参与度低、经济贫瘠、文化落后等一系列族群发展的本质性问题。从民族国家层面来看,俾路支族群分离主义主导下俾路支人跨界联合,将促生一个潜在区域性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形成,这对民族国家的政治版图构成极大的威胁与挑战。就地区安全形势而言,俾路支叛乱组织发动的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狂,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带来消极影响。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看,跨界俾路支人聚居区已成为毒品贩运和难民非法偷渡的天然门户,这不仅严重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安全,也引发了严峻的国际人道主义危机。正确区分俾路支民众的合理诉求与叛乱分子的分离主义动机,高度重视俾路支部落首领的作用,切实构建一个容纳俾路支人的命运共同体,是跨界俾路支族群问题治理的最佳路径。     

新型城镇化对安徽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近年来,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优化,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调整安徽省社会经济发展思路有重要作用。为此,以2007—2017年安徽省16个市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模型探究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安徽省整体、皖中及皖北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促进作用,皖南地区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影响不明显;无论是安徽省整体还是各地市,经济发展均对产业结构的改善呈负影响;由于存在地区差异,各区域科研投入水平、地方政府投资、对外贸易发展等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均不同。因此,各区域应依据地方特色制定相关政策,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模式创新,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多元主体互动视域下民族地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目标的题中之义。文章以民族地区H县W村作为典型个案,选择从多元主体互动视角对"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展开探讨,研究发现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适用对象为自治、法治与德治主体相对分离行政村,它的形成机理为确立党建引领"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价值准则,组建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共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依托放权理念将村委会的职责发包给各种社会力量,基于协同理念实现村委会与各种社会力量协作共治。虽然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但出现了组织臃肿、权责交叉、保障不力现象,导致人浮于事、权责不清、参与者积极性弱,需要采取合理配置组织及人员、厘清权责清单体系及统一发包事权和财权等措施提质增效。     

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组织力锻造分析 ——以江西赣州S畲族村为例

[提要]民族地区是深度贫困主要集中地,后脱贫时代面临的返贫风险、相对贫困等问题相对明显。组织相对个体在解决问题上具有更科学决策、更高效率的优势,组织化脱贫是可持续脱贫维系之径,这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力为后盾。基于组织力涵盖组织目标力、组织结构力、组织领导力、成员关联力的建构,文章分析了江西赣州S村畲族贫困村近年来经由基层党组织“统揽”、乡贤“亲为”、两新组织“发力”、地方性知识“发光”等途径打造组织化脱贫体系,提升可持续脱贫组织力的成功经验。提出“民族脱贫共同体”是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的努力方向,需要在组织化脱贫目标、组织化脱贫结构、组织化脱贫领导、组织化脱贫成员关联等方面着力,以此作为锻造可持续脱贫组织力的方向、基础、引擎和保障。     

民族地区扶贫的“兴业难”与政府扶贫模式研究——基于凉山彝族自治州M村的实地调查

兴业指产业与就业的持续兴盛发展,众多研究表明偏远民族地区扶贫开发面临"兴业难"的问题,原因为何?已有研究较少从政府扶贫角色视角思考。本研究选取凉山彝族自治州M村的扶贫兴业为典型案例。研究表明:M村扶贫兴业中扶贫群众"等靠要"思想突出、内生动力不强,就业和产业发展困难重重,面临"兴业难"困境。研究发现:"兴业难"问题集中、深层地指向了政府扶贫政策实践中采取的"保姆式"扶贫模式,政府在扶贫中"大包大揽",以行政逻辑代替了兴业发展所需的市场逻辑。研究进一步提出了"教练式"扶贫模式,强调政府"教",民众"练",借以替代"保姆式扶贫"模式,以此更好地指导民族地区扶贫兴业与可持续发展实践。     

新媒体时代民族地区政治传播的突围与创新——以藏区宣讲为样本的分析

政治传播对于促进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发展稳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宣讲是政治传播的重要形式,尤其在我国藏区,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自然环境、民族宗教问题以及农牧民信息接收心理等因素,更是宣传引领和思想教育的重要方式。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藏区宣讲目前面临传播向度单向化、宣讲基础薄弱化、传播渠道单一化等问题。本文将以藏区的宣讲为样本,从内容重构、主体扩充、渠道拓展等方面探讨民族地区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实现政治传播的突围与创新。     

民族地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影响要素的系统建构——基于71个民族县域文旅融合发展要素调查问卷的分析

本文以产业融合理论和供需理论为基础,在全国71个民族县域文旅资源发展的问卷调查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这些要素,并运用系统工程学中的解释结构模型(ISM),深入探究了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各影响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各要素进行分解和层次组合,得到由表层、中层、深层三大主要结构、七个细分层级构成的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发展影响要素的系统,较为清晰地为政策目标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参考。研究表明,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发展中,文旅领域的政府支出是文旅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排头兵";相较于旅游资源,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的引领性更为明显。为促进民族地区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应适当增加政府支出,并更加重视文化资源的开发对旅游的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