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包装视角的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几乎每个国家对进口产品包装是否有益于国民身体健康,以及是否有益于生态环境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标准.在理论分析包装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影响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8年荣成富邦制笔有限公司出口产品均价、数量等时间序列数据,运用虚拟变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虽然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包装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因此,建议通过转移目标市场、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建立预警和协调机制来应对包装绿色壁垒,提升企业出口.     

批判创造视野下的中国个体异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0-191之中国化实践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消除中国传统个体弱创造之异化问题，也在于发现中国传统文学个体的创造经验，提炼出“个体化理解世界之创造”［1］的观念。中国现代个体在追求文化的自我实现过程里，从自身感性生命经验与文化性生存体验的矛盾张力中洞见自我“个体化理解世界”的独特问题，以之实现对儒道文化的批判改造，不仅可以形成中国现代个体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且可以促发中国现代个体文化哲学的建构。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在机理、基本特征及优越性——基于马克思协作理论的分析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马克思协作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集中力量办大事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全社会范围内的大协作,因此具有协作的一般积极效应,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资源要素配置方式、生产目的及生产指挥等方面与资本主义协作存在本质区别,同时在应用范围、生产速度、决策效率、调动积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越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协作的超越。     

双元创新视角下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效率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运用DEA模型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2015—2019年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基于双元创新视角,选择探索性创新投入、开发性创新投入、政府补贴、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融资约束作为前因解释变量,通过fsQCA方法对提高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效率的有效路径进行识别,总结归纳为“渐进式创新主导型”、“开拓式创新主导型”、“双元创新驱动型”和“政府补贴支持型”四种构型。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本质要求及其制度建设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一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根本目的.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水平,离不开科学有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坚持党的领导、"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根本保障,坚持"质量为本"和"创新至上"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科学权威和公开透明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现实需要.结合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量化评价下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论辩","学术评价与科研管理评价的边界异化"和"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制度规制"三大问题聚讼,文章建议通过强化学术成果质量保障机制、优化学术共同体工作机制、构建学术争鸣长效机制和完善学术成果转化应用机制等制度建设,推动构建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以期进一步改善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工作.     

大型干散货航运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研究 ——基于三角白化权函数的灰色聚类方法

利用基于三角白化权函数的灰色聚类法对大型干散货航运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评价研究,构建大型干散货航运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大型干散货航运企业A的相关数据,通过调查问卷将指标体系划分为三个灰类,确定各指标的所属灰类白化函数阈值,并对航运竞争力评价指标进行数域延拓,得出各指标的白化权函数值和综合聚类系数,确定评价对象所属的灰类,评价出A企业竞争力所处的水平,所得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吻合.最后通过雷达图找出影响A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并提出增强大型干散货航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措施.     

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三重内涵

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制度建设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人民性为核心，强调文化自信，积极推动文化创造，因而具有了人民性、中国性和文明性的三重内涵，这是对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继承和弘扬。人民性的实质是要塑造觉醒了的现代新国民；中国性的维度强调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明性强调的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的美学追求。     

人工智能时代企业管理变革的逻辑与分析框架

人工智能作为社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产物,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对世界经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人工智能的商业应用会改变企业内部运作和生产经营的过程,为企业管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和变革机遇。本文结合人工智能的特征与发展趋势,从管理对象、管理属性、管理决策和管理伦理四个方面对人工智能时代企业管理变革的逻辑进行了梳理,得出如下推论:第一,人工智能时代,被管理者将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员工",以"社会人"为中心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手段的适用性降低,如何管理"人工智能员工"以及协调人类员工与智能机器人的关系将对管理者提出挑战;第二,人工智能时代,管理属性不仅包括管理理论的科学性、管理实践的艺术性,还包括管理过程的技术性;第三,人工智能时代,将出现一批优秀的技术管理者,此时,技术管理者指的不是管理技术的人,而是掌握智能技术的管理者;第四,人工智能时代,管理者的决策环境得到优化,管理活动中的决策准则将由"满意决策"过渡为"最优决策";第五,人工智能时代,管理手段的智能化发展可能会加剧管理效率和管理伦理的冲突,管理者必须提升管理道德,经营过程中强化社会责任的履行;第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政府、社会团体和行业协会有必要从政策、法律与行业标准等多个方面构建人工智能发展伦理的多层次约束机制。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制度逻辑演化机制研究

通过对我国专车服务市场制度变革过程的纵向案例研究，探讨了组织场域中的集体行动如何推动制度逻辑演化的内在机制问题。研究发现：制度逻辑的演化过程主要经历了分离、冲突和共存三种状态，不同的制度逻辑的演化是由行动主体能动性策略和资源利用所构建的集体行动模式差异性驱动的。制度变革机会的涌现促使场域中的行动主体采用协调性的集体行动模式，促成了新制度逻辑的生成，并导致了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分离；在制度变革机会变得模糊的场域中，行动主体非协调的集体行动促使新、旧两种制度逻辑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在制度变革机会沉没的情境下，行动主体再协调性的集体行动最终促成了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共存。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复杂制度环境下新兴业态的发展以及传统业态的协同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