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疗人工智能“ 黑箱” 难题的应对策略和规制进路

人工智能(AI)在医疗领域具有重大应用价值,不过,"黑箱"属性是其走向广泛应用的最大阻碍.通过法律制度的合理设计可以有效应对医疗AI的"黑箱"难题.转变规制思路,重点运用临床试验、真实世界研究等其他方法管控医疗AI之风险.从对算法解释的规制转向对算法透明和可追溯的规制,从对算法本身的规制转向对算法之外的其他环节和要素的规制,并契合医疗AI"非锁定"之特性,可建立全生命周期的规制体系.同时,平衡好监管安全和技术创新之关系,防止规制过度,应适度"温和"上市前的监管措施,在特定情形下豁免审批或加速审批,将监管重心适当后移,为医疗AI之发展创造合理空间.     

我国《民法典》中优良家风条款的规范效力

优良家风进入民法典，可有效化解婚姻家庭法独特的社会化要求与其并入民法典后的社会化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优良家风条款通过导入家庭在身份法上的主体地位、明确家庭关系中行为正当性判断的公共秩序范围与来源，以及制衡婚姻家庭法的财产法化倾向，可有效反映婚姻家庭法的伦理性。优良家风条款的效力构成包含了旨在规制家庭权力、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组织规范效力，以及推动道德教化的倡导性规范效力，但其核心是引导司法过程的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效力。在具体适用上，应着重实现优良家风在处理监护人“失管失教”与家庭成员造成外部损害之间的关联性证明、在合理维护家庭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在限制假借身份行为谋取不当财产利益行为的功利性效力，以及在创设基于优良家风的独立法益等方面的规范功能。     

意识问题的非还原路径探析

当代心灵哲学中的意识问题在延续物理主义还原论以外,还出现了自然主义的非还原性。查莫斯认为意识是一种自然现象,具有不同于物理事实的独立存在地位,对此他提出了自然主义二元论的猜想,并试图以这种理论解决意识的"困难"问题。与查默斯相比,塞尔也主张意识不可以被还原的解释,通过比较他和查默斯的两种意识理论,为我们客观地看待意识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土家族“三代还宗”的人类学解释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族有返祖还宗的风俗习惯，当地人称此现象为 “三代还宗”“返祖”或“二姓”。此现象可分为三种类型：怀子再嫁、过继养老、入赘。“三代还宗”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相互接济、彼此共担的过程，再嫁、过继或者入赘的人家到了孙子这一辈人，认为养育之恩、父母之情已经报答，需寻回生父，找回自己的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祖先的敬仰，也是尽社会道义的责任，对维系土家族社会结构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民族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有着深远的意义。     

历史解释与历史重演——重塑《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庄公的形象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是非常著名的历史叙述文本,讲述了庄公兄弟二人为王位而反目成仇的过程。《左传》评价"兄不友、弟不恭"的伦常失序是事件的起因。后世评论多以此为据,而忽视兄弟二人的母亲武姜的政治力量。清华简第六辑《郑武夫人规孺子》,塑造出颇具政治谋略的武姜,综合《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叙述,借助历史重演解释理论分析可知,她与庄公多年秘而不宣的政治角力,是郑伯克段叙述中的内隐的政治背景。庄公借助边父、祭仲等人的长久筹谋,因势利导,驱逐共叔段、拘禁武姜,避免郑国内乱,为国家兴盛谋求发展空间,但他养骄长恶,一贯以满足个体私欲来豢养王室及其近属,为郑国埋下内乱的祸根。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界限新解

国家工作人员在将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实施完毕之前,知道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且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可以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共同受贿,特定关系人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将涉及请托人利益的履职行为实施完毕之后,知道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且未退还或者上交的,不能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因具有受贿故意而构成受贿罪,此时,特定关系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