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几点思考

突如其来的疫情,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带来了挑战.以某大学生在疫情中的亲身经历为案例,分析大学生面对疫情出现的心理问题,继而从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和采取切实有效的心理教育两方面,提出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措施.     

类型化视域下自然保护地立法的制度建构

自然保护地在维持生态平衡,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存在一定差异.《自然保护地法》立法工作须依赖理论上对自然保护地的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对应型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的空间差异,可以将当前相互重叠、缺乏体系的自然保护地划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小区等四种类型,搭建"1部基础法律+4部类型化条例(或法律)"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并可以通过体系化公法、私法制度工具强化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治理.     

南京中山植物园游憩功能满意度评价研究

随着植物园"旅游经济"的发展,植物园在承担植物科学研究及科普功能的同时,也成为公众日常休闲的重要绿地。本文选取南京中山植物园作为研究对象,建立评价体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游客满意度进行研究,探寻影响植物园游憩功能的显著因子,为未来植物园规划设计提供参考。结果表明:游客对南京中山植物园的游憩功能达到基本满意水平。其中,植物物种多样性、景区分布、建筑景观、声景观的满意度较高,滨水景观的满意度评价值较低。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发现植物色彩丰富度、科普场所、科普内容是影响游客满意度的显著因子。运用IPA图对16项评价因子进行重要度-满意度分析,并对各象限内的因子提出改进方向。最后基于游憩功能满意度评价结果,提出改进策略:加大对植物园休息设施、卫生设施、娱乐设施和商业服务设施的投入;更新科普方式,增添特色游憩主题园区;完善现有道路体系,增强对北部专类园的可达性;增加色叶植物的种类、提高色彩丰富度等。以期为中山植物园游憩功能的优化及其他植物园的规划设计提供借鉴。     

社会功能重塑:公共危机应对中的城市社区商业转型研究——以F市地方传统商超为例

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城市社区商业积极参与抗疫防控行为引发社会对其社会功能的重新思 考.调研发现,危机前后城市社区商业行为有了明显改变,由社会规范、聚集人群、社会化和社区意识组成的社区商业的社会功能从弱变强.危机中城市社区商业行为的变化不仅促进了零售机会的增加,还加强了与所属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因此,告别单一的经济功能,进一步推动城市商业社区社会功能的重塑,是实现城市社区商业转型的关键.     

"学习强国"融媒体平台的功能优化与价值重构

目前,"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机构优化、集成创新、跨界融合等方面虽有一些成功经验及创新性做法,但仍面临诸多问题需要在发展中去解决.文章立足"学习强国"融媒体平台的价值构建,从多层面进行思考.在功能优化与价值重构上,文章认为既要构建圈层,又要重构场景;既要技术驱动,又要创新话语;既要动态管理,又要有机制和政策保障,从而多维度、多角度联动构建,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小学道德与法治情境导学的实施途径

在小学的道德与法治开展过程中,教师应具备综合的教学能力,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将理论与生活实践有效的进行结合。道德与法治课程是体现我国以德与法相结合的治国方针,促进其从小便养成法治的基础,培养他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让小学生能够对自我认识跟充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通过课程的开展,让其明白法治的重要,使其能知法、懂法、守法。     

公共艺术与城市景观设计的新关系

在现代城市景观设计和建造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除设计思维、观念、方法与手段本身的不断演绎变化,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也始终与之同频共振。不同时期,作为介入景观的公共艺术的介入程度、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有所不同。论文对百年来公共艺术在西方城市景观中的角色演绎,揭示出艺术介入城市空间后,从塑造城市空间审美的重要力量转向生态美学的发展。同时在这一进程中,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物理空间走向精神场域的构建,成为当今城市景观最具鲜活的视觉文本,从而进一步认识艺术介入城市空间的意义与价值。     

人口流动导引的家庭代价及发展省思—基于陇东南 Q 村的个案考察

以陇东南 Q 村为个案,在分析农村人口流动动因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口流动导引的一系列家庭代价。 家庭功能遭致消解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儿童青少年的教育抚养和老年人养老照料功能弱化;家庭风险多发频发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青少年越轨行为突出和家庭成员安全风险增大;家庭分化或衰落性代价方面,表现为空巢家庭、隔代家庭和独身家庭大量出现,家庭的空壳化和复杂分化成为部分家庭走向衰落的前兆。 代价视角的分析表明,需要将家庭置于相关制度设置和公共政策讨论的核心,明确家庭建设在中国农村社会具有的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发展和守护家庭,调动家庭自我保障、自我调节和服务的功能及积极性,是政府相关政策制定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关键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