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将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联系起来思考,可以具体地考察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以农业技术水平作为门槛变量,选取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测定城乡收入差距,以劳动力转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得出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效应较小;当农业技术水平越过门槛值达到较高水平后,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几乎增加了一倍.此后,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泰尔指数为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技术水平为农业生产效率重新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其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文章将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三个重要变量纳入同一模型框架中,在加深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视角的研究的同时,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人口流动导引的家庭代价及发展省思—基于陇东南 Q 村的个案考察

以陇东南 Q 村为个案,在分析农村人口流动动因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口流动导引的一系列家庭代价。 家庭功能遭致消解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儿童青少年的教育抚养和老年人养老照料功能弱化;家庭风险多发频发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青少年越轨行为突出和家庭成员安全风险增大;家庭分化或衰落性代价方面,表现为空巢家庭、隔代家庭和独身家庭大量出现,家庭的空壳化和复杂分化成为部分家庭走向衰落的前兆。 代价视角的分析表明,需要将家庭置于相关制度设置和公共政策讨论的核心,明确家庭建设在中国农村社会具有的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发展和守护家庭,调动家庭自我保障、自我调节和服务的功能及积极性,是政府相关政策制定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关键议题。     

重构“社会联结”:互联网何以影响中国社会的基础秩序

社会秩序是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基础,随着社会构成变动而发生改变,在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反映出最基本的社会整体性变革。本文从个体、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变出发,探讨互联网作为新的"社会联结"要素,对单位制、城乡格局、政治参与、公民权利等的冲击,从一个侧面阐释互联网在实践层面上如何部分替代原有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联结要素、改变传统的资源分配模式、强化个体权利生成的可能性,并最终促进社会各部分之间的新型协作与互动关系。     

大都市疏散政策变迁中的工具转向 ——基于北京市政策的文本分析

2014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便是通过各种举措疏解核心区的人口和产业.为了剖析疏散政策的发展脉络、工具偏好和时空趋势,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和政策二维分析框架,借助ROST-CM软件,对北京市及各区县与疏散密切相关的政策73份、共计119万字文件进行文本分析,重点探索疏散政策的工具偏好,以及政策框架、对象和工具的时空变迁.研究指出:北京市的政策调控由单纯的人口迁移政策转向以产业和功能带动人口的模式;在政策工具选择上,涉及人口、产业、空间和设施疏解的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种类丰富多样,而需求型政策工具种类相对较少;政策文本中高频关键词的阶段性更替也表明政府各个阶段的政策关注点发生了显著变化.     

“顺势而为”是创业成功的基本逻辑

衣、食、住、行、娱——五大行业,尽管已被无数的企业用“创业成功”证明了无数次,但由于国内足够的人口(消费人口),以及迅速崛起的中产者数量,五大行业仍被视为后继创业者直接而快速掌握机遇的第一个入口。     

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基于199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探讨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对于释放居民购买力,促进消费内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199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更加系统地研究了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1)随着经济发展,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负向和正向作用均会被强化,并且少儿抚养比的负向作用要大于老年抚养比的正向作用;(2)受教育水平、性别比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会增加居民储蓄率,城镇化会抑制居民储蓄率的提高;(3)老年抚养比、性别比、家庭规模、受教育水平和城镇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通过加入控制变量和转换计量方法,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模型稳健性较好.基于结果,本文提出了私人养育成本社会化、建立动态的社会保障制度、注重城镇化质量、缩小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鸿沟、持续提升人力资本等政策建议.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国际能源政治的情境变迁

国际政治的参与情境决定行动者的博弈行为类型，参与情境变迁将导致行动者行为发生变化。能源安全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凸显了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改变了二战后国际能源政治的参与情境，构建了行动者新的博弈类型，调整了国际能源政治行动者的博弈策略。为了有效应对国际能源政治的情境变迁，美国通过协调与其他国家的能源关系，设置能源安全国际议程，最终确定了新的国际能源秩序。当前，我国在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过程中，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国际能源政治的情境变迁以及国际社会的应对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共产党宪法治理百年探索及省思

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治理经历了从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宪法,新中国成立初期移植苏联宪制模式及本土化探索,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的新局面。百年宪法治理历程曲折蹒跚,终坚定向前,经验值得弘扬。宪法治理模式的移植当慎重,宪法的权威应维护,加强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创新,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文化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