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思政与大学英语教学 ——以《新时代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1(第2版)》为例

大学英语课程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既是一门语言课程,也兼具了人文特色,在教学环节的设计上,不应该只注重语言知识的单方面输入,文化与思政元素应该成为大学英语课程必不可少的内容.本文以《新时代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1(第2版)》为例,阐述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内容的内涵与外延,大学英语课程融入思政内容的必要性,以及课程思政在大学英语课程中的实践,思政内容的融入,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负责任创新"教育:现状、要求与路径 ——以理工科类大学生为视角

"负责任创新"是近年来欧美国家提出的一种新发展理念,对促进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工科类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技术创新的生力军,亟待加强"负责任创新"教育.为此,从社会整体发展、社会创新主体、创新教育范式、受教育对象成长四个层面回应"负责任创新"教育的现实诉求,遵循"负责任创新"的"预测—反思—协商—反馈"的代表性理论框架来设计"负责任创新"教育的基本要求,最终从从业认证、课程协同、意识培育、文化营造等维度构建具有相对统一价值追求和实践规范的新型创新教育范式,为我国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提供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新路径,增强高水平创新人才储备.     

技术嵌入与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基于飞贷金融科技的案例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企业竞争的利器,而技术嵌入是企业内化数字技术支撑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策略.本文基于飞贷金融科技的创新实践开展纵向案例研究,探究技术嵌入对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嵌入包含技术整合和技术开发,两种策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形式的演变.其中,拼凑式技术整合更有利于商业模式要素创新,而协奏式技术整合更有利于商业模式架构创新.利用式技术开发更有利于商业模式渐进创新,而探索式技术开发更有利于商业模式颠覆创新.最终,案例企业的数字化商业模式呈现出一条"流程信息化→渠道平台化→产品数字化→技术产品化"的进阶式演化路径,数字化程度相应呈现"类抛物线"的演变规律.本研究丰富了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理论,并为科技型企业构建数字化商业模式提供了实践启示.     

CIO自身技能、需求方领导力与数字化创新

现有研究强调数字化创新对企业的战略价值,但学术界对企业如何进行数字化创新的认识却较为有限.借鉴变革型领导理论,本文提出CIO需求方领导力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水平,同时,CIO结构权力可以增强CIO需求方领导力与企业数字化创新水平的正向关系.此外,从CIO自身技能方面识别出CIO需求方领导力的三个重要前因:战略IT知识、政治悟性以及网络能力.通过采集179份CIO-TMT的企业配对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较好地支持了研究假设.本文提出的假设模型为企业发挥CIO在推进数字化创新中的主导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识小必须见大，平实不可平庸

邱捷教授1978年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我校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者，在近代中国商人研究、孙中山研究、近代广东社会研究、晚清政治制度研究等课题都有创新成果，近十余年集中精力点注与研究《杜凤治日记》。邱捷教授对自己学术研究的特点与局限有客观的认识，对若干课题的拓展、创新也提出了一些想法。     

行动者视角：援非医疗队制度与实践的边界

援非医疗队是中非医疗卫生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界关注焦点，但对其跨文化实践的研究仍方兴未艾。援非医疗队作为重要的跨文化实践主体，其行动意义在制度与实践层面都充满复杂性。特别是在微观实践中，援非医生的实践边界具有模糊性，不仅嵌入到中非历史、双边国家援助制度、援助国职业生态等要素之中，更因他们的主体性表达使实践边界超越了某单一属性，呈流动特质。也因医者仁心的多元意涵使其意义超越了援助本身，进而凸显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实践意义。     

数字监管能力：概念界定、路径分析与实践演进

数字监管能力是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亟需考虑的重要议题，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层面。数字监管能力是以信息为核心，通过信息引导监管空间各主体之间的多元互动，赋能政府、市场和社会，实现预防性、精准性以及适应性治理的能力。我国市场监管领域的数字监管能力建设已基本实现从工具信息化到业务协同化的转型，目前正在数字赋能的多元共治探索过程中。未来需要继续完善信息聚合和信息互动两大数字赋能路径，着力提升社会共治水平，推动数字监管能力全方位升级。     

信贷配置、融资能力与制造业高端化

我国制造业的融资能力目前多取决于公司规模、公司性质、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总体来说，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高新技术龙头企业和跨国公司的融资能力较强，信贷配置比重较高。实证结果也部分印证了这一现象。实践中，我国银行信贷仍然存在信贷期限不合理、信贷结构不合理、信贷配置失衡和与制造业高端化匹配度欠佳等问题，不利于我国制造业的创新研发与高端化发展。鉴于我国银行信贷配置和制造业高端化现状，建议从信息库建设、创新信贷产品、落实信贷政策和提高科技信贷配比四个方面着手，优化信贷资金支持制造业高端化路径。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宣传动员机制与实践策略——以S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例

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其重要环节,在此过程中如何将宣传动员和专项治理实现有效整合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建构了新时代社会治理中宣传动员类型和实践策略:通过政治动员实现压力传导;借助社会动员形成共识;通过共意动员建立共同体;依托行动动员实现资源聚集。本文以S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动员作为案例,阐释了超大规模国家如何在有效动员与避免社会失序、内部动员与外部动员等不同议题之间实现策略性平衡,以及政府部门如何在示范、刺激和信任的多重机制约束下达成治理预期。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创新

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安排可以降低经理人的代理问题,同时,也可以降低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然而,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可能导致监督过度,从而减少了那些从长远来说可以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行为。基于此,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本文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会抑制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当其他大股东的数量越多、相对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时,对创新的负向作用越大;同时,我们还发现多个大股东会导致公司风险承担能力下降,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降低,从而为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安排所导致的"过度监督"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此外,我们还排除了大股东的合谋假说,并发现独立董事这一机制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他大股东的"过度监督"行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及多个大股东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文献,对现实中如何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均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