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几点思考

突如其来的疫情,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带来了挑战.以某大学生在疫情中的亲身经历为案例,分析大学生面对疫情出现的心理问题,继而从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和采取切实有效的心理教育两方面,提出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措施.     

城市空间的改造、生产到正义侵蚀（巴黎1850—1890）

1850—1890年以奥斯曼为代表的统治者对巴黎城市空间进行功能性改造，塑造了巴黎新的景观社会并完成了空间生产化、秩序化、政治化的重构。资产阶级借助地租杠杆，利用空间政治工具性和政治功能性进行资本扩张的同时，也实现了阶层分化和新身份政治的形成。资本投机下的空间改造与生产使得巴黎无产阶级生存与发展的权益逐步被蚕食、侵害和剥夺，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空间改造逐渐产生了由认同—消解—反抗的转向，空间正义意识开始觉醒。通过对城市空间规划改造中的阶级立场分析，论证空间正义与城市发展、阶层融合、社会排斥之间的联系机理，阐明资本主义空间规划与空间生产的固有缺陷，对当代城市的空间规划、贫困问题、社会排斥、城市包容性发展、环境更新与治理等现实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启发与理路审视。     

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百年来党内政治生态大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良好开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逐步修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净化等发展阶段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发扬民主与依规治党是实现"六有"党内政治生态目标的关键;始终做到"两个维护"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坚持系统思维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准则和重要方法;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反腐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环节;抓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发展阶段,党内政治生态呈现出从"明显好转"到"根本好转"的发展趋势.     

秩序与繁荣：政治学原初问题的制度主义解释

政治实践的基本目标是获得某种政治秩序。实现免于战争、暴力、饥荒、匪盗等，就获得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在此基础上，政治共同体追求一种繁荣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实现需要在价值、认知、组织、技术四个层次上构建出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道统、政道、制度体系、制度性技术。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研究应当进一步摒弃西方冷战政治学塑造的“民主—专制”的政体比较的范式，将政治学研究的本体提到更高的抽象层次，即政治秩序的层次。     

“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康有为义利观的新发明——兼与朱熹之比较

康有为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融合了朱熹注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满于朱熹注把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补充了刘宝楠注所谓“君子、小人以位言”的说法，将社会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在义利上的不同道德要求区别开来。与朱熹一样，康有为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上层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又不同于朱熹所谓“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他发挥《易传》“利者义之和”而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更多的肯定，并且重视外在的事功，批评宋儒“轻鄙功利”,从而展现了朱熹之后儒家义利观之复杂变化。     

人皆可以为尧舜:论颜元的"偏圣"观 ——兼谈明清圣人普遍化思潮

颜元承孟子性善之旨,认为"人无有不善",但他亦不得不承认人的气禀有偏正之分.在"偏亦为善"的基础上,颜元认为,气质偏驳之人能够通过后天的学习有所作为,最终成为伯夷、伊尹、柳下惠等这样的"偏圣".颜元继承了孟子、朱熹关于"偏圣"的说法,却一改孟、朱对其"虽为圣但吾不取"的态度,对"偏圣"给予正面的认可.对于气质偏驳之人如何成圣,颜元亦提供了"就其质性之近而学,近夷学夷,近惠学惠"的方案.颜元的"圣人观"受到明代以来圣人普遍化思潮的影响,他吸收了王阳明"以才力论偏圣"之思想,进而发展为"以气质论偏圣",极大地扩充了"圣人"的范畴,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成圣道路,较诸王阳明,走得更远.     

西方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评述

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由英国学者埃里克·斯温格杜首次提出后，历经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政治生态学的重要分支和剖析城市问题、推动城市社会—生态转型的重要理论之一。城市政治生态学第二代理论家超越了第一代“都市马克思主义者”的城市主义方法论，在社会—自然、城市—乡村的辩证视角下将城市视为社会—自然杂合体，并通过城市新陈代谢、城市足迹、自然资本化等概念阐释城市化的生态基础及其对自然的建构作用，打破了传统城市分析的方法论领土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倾向。城市政治生态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空间论两种阐释路径下，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种族平等、环境正义、酷儿生态学、文化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相结合，呈现出后现代转向的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红绿”生态文化理论，城市政治生态学有着不同于“浅绿”和“深绿”理论的绿色变革潜能。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必将经历“引进”和“本土化”两个阶段，为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研究贡献东方城市生态文明和社会—生态转型的独特案例和理论话语。     

高校易班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易班是基于网络发展而拓展的新的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其最大优势在于通过构建互联网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圈,为师生提供思想引领、教育教学、生活服务、文化娱乐等教育信息化一站式服务,从而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大思政格局的构建。然而,易班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结构性缺陷、管理机制不健全、协同性不够、能力不足等队伍建设的"短板"。加强易班队伍建设,应结合新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把好思想政治关、网络素养关、网络技能关,在优化队伍结构、强化队伍管理、加强队伍培训、拓展队伍发展空间四方面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