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元宇宙：一种新型数字经济的机理与逻辑

元宇宙是一种起始于游戏平台、奠基于数字货币、并由一系列集合式数字技术和硬件技术同步涌现所支持的、人类生活深度介入其中的虚拟世界及生存愿景,其核心是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一种新型数字经济的发展。元宇宙经济的兴起缘于数字技术生态和区块链对互联网底层协议的系统性变革的技术创生机理、数字孪生和数字原生开启人类叙事新可能的生存创生机理,以及数字经济在经历PC互联网经济、移动互联网经济发展之后新的范式转型的经济创生机理。元宇宙经济区隔为一种与之前的数字经济不同的新型数字经济,主要逻辑来自于数字货币的诞生与数字法币的发展,以及围绕着数字资产而展开的一系列新的经济生产和商业模式。支撑这种新型数字经济逻辑的重要架构是数字货币成为从争议性的加密货币到多国央行发行数字法币的共识。依托于区块链分布式记账技术的新型数字资产在元宇宙中以NFT或NFR形态存在,它将带来一系列商业模式变革和经济生产、流通、消费模式的重组。数字身份为数字资产的创造和消费提供了新经济模式,数字资产与现实资产的双向流通创造新经济体系。在以"认同"决定价值的元宇宙经济体系中,精神价值、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等复数价值的"资产化"兑现拥有了技术基础...     

文化场景与城市治安状况的关系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城市治安状况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借助场景理论的研究框架,从城市可见的各类文化舒适物与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构成的整体性"场景"视角切入,通过采集深圳市10个区的82种文化舒适物数据,构建文化场景评价体系,进而以深圳市10个区的治安安全指数为关联研究对象,分析文化场景对城市治安状况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在15项文化场景维度中,本土性、国家性、正式性、睦邻性、功利主义、平等主义六项场景维度与深圳市治安状况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通过方差分析进一步得出本土性、睦邻性、平等主义场景在不同治安分组间具有显著差异性,且呈同向影响关系,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文化场景与治安状况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影响。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谫论——以上海大学为例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瞿秋白等充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领袖在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上的先进经验。在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利用高校优势，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上海大学的学校建设之中，逐步形成、联通和强化了党在高校、学生社团、工人群众中的领导力，构建了“以理服人——以理塑人——以人传理”的良性循环，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党领导下经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进步学生向工人群体传播的渠道，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     

基于自组织理论构建地方高校协同育人机制

协同育人是当代高校人才培养的主流方向.当前,高校协同育人在制度上、机制上、模式上存在不足,特别是企业方参与协同育人的主动性不强,严重制约高校协同育人的成效.运用"自组织"理论,可以有效审视高校协同育人机制上的缺失,指导深度推进高校协同育人.健全高校协同育人机制,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高校发挥主体作用、企业发挥重要参与作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根基

法律必须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严禁把人仅仅当作手段来对待。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于自由意思决定的“认罪”、“认罚”，就是主体性原则的彰显。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哲学根基就是主体性原则。只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安排刑事诉讼活动，使之规范化、程序化运行，该刑事诉讼程序才是“正当的”。认罪认罚从宽结果的正当性，寓于正当程序之中。在符合了认罪认罚的条件后，对犯罪人的刑罚予以“从宽”。这是因为通过考量犯罪人的“认罪”与“认罚”，能够得出再犯的危险性可能不复存在，符合刑罚个别化机能。这样，“从宽”就有了实质上的根据，这就是优先考虑特殊预防的综合预防理论的思考方法。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制度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出发,发现了主流经济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忽略的制度性因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沿着"中间层次"的路径,将2008年金融危机界定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认为新自由主义SSA的失灵是此次经济停滞持续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引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升级,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层面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轨迹,但并未深入探讨开展根本的制度变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

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变革的进程之中。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主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与重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以高科技、互联网等产业为代表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更是不可小觑,具体表现为: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掌控的社交网络工具成为凌驾传统政党的政治运作平台,试图超越传统生产力以谋求全球化技术统治;大数据集权成为重构国家与市场的第三种力量,金融剥削与数字剥削构成新的盈利方式;同时客观上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关联合作,维护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稳定。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跨国公司特别是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权力参与下,呈现出一些转型特征: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权威将更为分散、行为主体将更为多元、发展差异将更为明显、竞争态势将更为激烈;与此同时,合作空间依然存在,且主权国家仍将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跨国公司虽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有能动的塑造作用,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仍然无法超越主权而单独存在,也只有在主权的引导与规范下,跨国公司才能更为有效与积极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塑过程,从而更好地为国际社会各参与者提供经济支持...     

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逆库兹涅茨化”问题:理论、原因与对策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要求产业结构的调整契合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违反这一要求的表现之一就是资源从生产率较高产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低产业部门,导致整体生产率下降,即产业结构调整出现"逆库兹涅茨化"问题。梳理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理论脉络,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中国"逆库兹涅茨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从城乡分割与服务业扩张两个理论视角,可以概括分析出引发产业结构"逆库兹涅茨化"风险的潜在原因,以提出防范"逆库兹涅茨化"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