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与模式选择

围绕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与模式选择问题，提出了一个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整体治理模式，即多阶段混合主导型碳中和实现模式。这一模式是以国家为核心，在一定时期和内外环境约束下，通过减排和增汇路径，对中国境内由人类活动造成的CO2排放与人为CO2吸收量之间关系进行调整和平衡的过程；其内部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层结构组成，每层结构各不相同。多阶段混合主导型碳中和实现模式的提出，拓展和完善了气候变化整体治理理论，为气候变化治理提供了机制借鉴。     

数据驱动下收货方质量偏好与电商配送服务质量优化

针对"互联网+大数据"优化电商配送服务质量问题，明确不同收货方的质量需求稳定性，引导电商根据收货方不同质量敏感性提供相对精准服务，提升配送服务质量。模拟投票结果的形成过程聚类得到收货方对服务质量偏好的记忆性特征：（1）"无记忆"型收货方；（2）"记忆"型收货方；（3）"不确定"型收货方；（4）收货方总体。进一步推导不同规划类型求解空间，设计得到"无记忆"型收货方动态规划精确求解方法，及其他三种类型近似求解粒子群算法。研究过程中，配送资源质量感知度被嵌入到模型约束；"无记忆"型收货方的质量需求规划问题转化为零库存策略最优解问题，进而证明存在精确解；"记忆"型收货方呈现出对质量感知的累积；"不确定"型收货方模型通过赋值即可得总体收货方表达式。结果表明：数据驱动研究框架借助大数据资源，使得电商更易通过收货方的质量偏好设计更加匹配的配送方案；不确定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投入成本的利用率更高；通过特征分类的方式，尽可能地抽取能够精确最优化的部分，缩小NP范围，提高整体求解的精确度。     

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差异与协同研究

在对京津冀1981年以来节能减排政策措施进行量化处理的基础上,建立针对节能减排政策措施有效性的计量模型,分析了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演变状况,并探究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其节能减排效果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颁布经历了早期各年份相对零散、缺乏连续性到新世纪以来政策颁布数量显著增多、政策总体力度逐渐增大的过程,但三地政策总效力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节能减排政策颁布数量增多引起的;京津冀三地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更多的是趋于实现短期目标,政策整体缺乏系统性和权威性;人事措施、行政措施、引导措施、财税措施、金融措施等不同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京津冀节能和减排的有效性具有明显的差异;三地对不同政策措施的使用方式、使用程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对京津冀协同推进节能减排的治理工作提出挑战.论文还从京津冀完善单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使用、加强市场手段的应用及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SBR工艺特点及SBR脱氮除磷技术

介绍了序批式活性污泥法(Sequencing Batch Reactor,简称SBR)工艺的产生、发展和特点以及目前脱氮除磷研究的主要进展。     

高精度渗碳控制方法

在采用电阻法直接测控碳势的方法中,提出了一种分段参数调节增量式PID算法,通过实际调试和理论推导表明,渗碳工艺过程控制具有控制超调量小、过渡时间短、精度高、软件实现方便等优点,稳定后碳势控制精度可达±0.03%。     

论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解放思想和统一思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条基本规律 ,这既是我们党的宝贵经验 ,也是当前历史任务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     

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融资约束研究

文章利用工业企业1997—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工业企业投资中的融资约束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企业中年轻企业或非国有企业都存在融资约束。进一步作者利用开工时间和控股权,对融资约束情况作了交叉的先验分类,把企业分成国有老企业、国有新企业、非国有老企业、非国有新企业四类,对这四类企业的回归分析发现,开工时间长或国有控股的企业,不受融资约束,而非国有新企业却明显受到融资约束。这一经验结论准确反映了我国贷款中推行的担保制度对投资活动的影响。     

农户借款的供求约束及解除

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一直是政府导向的,包括现在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应充分考虑到农村经济主体对资金的需求特征,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出现供给缺位和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因此,研究我国农村中最大的经济主体———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借款行为,通过对借贷双     

不同权力结构下碳税对供应链减排水平的影响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促进供应链协同减排成为生产和消费领域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在绿色供应链的管理实践中,不同类型的供应链核心企业在进行减排决策时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供应链权力的结构成为影响供应链减排水平的关键因素。本文在一个由两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研究了不同权力结构下的供应链最优减排和定价决策问题,分别给出了零售商主导和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Nash博弈均衡解,并分析了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单位批发价格、碳税税率等参数对供应链最优决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当产品的单位批发价格固定时,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可以促使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但是当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固定时,提高产品的批发价格却不一定总是能够激励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2）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对于低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可以增加产品的减排水平,但是对于高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反而会降低产品的减排水平;（3）一般来说,零售商占主导地位的供应链中产品减排水平和供应链总利润相对较高,供应链碳排放总量相对较低。最后,与供应链集中决策模式相比,随着产品批发价格的增加,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供应链双重边际效应逐渐增强。数值实验结果显示：在碳税税率的一定取值范围内,这种双重边际效应会使得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产品最优减排水平和供应链碳排放总量均优于集中决策模式。本文的研究可为碳税政策下供应链的协同减排提供有益的管理启示。     

考虑双重异质性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研究

构建包含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减排供应链,其中消费者基于自身低碳偏好进行产品选购,政府基于行业社会福利最优进行企业配额分配和碳指导价设定,企业基于利润最优进行生产和销售。通过建立混合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考虑企业和消费者双重异质性的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对政府、企业最优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减排机制能在保持社会福利最优的基础上更好地提升消费者和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对异质企业的双向和持续性减排激励。消费者低碳偏好和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减排机制实施方案和实施绩效的关键因素,其中,消费者低碳偏好决定了行业最优碳价和配额分配规则,且在主动和被动两个层面影响企业决策和产品价格;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企业利润、消费者主动支付倾向和减排绩效的重要因素,严格的差异度划分有利于形成正向激励;差异化的配额率易于形成减排激励,其与自主配额率间的差异是造成碳价波动的原因之一;研究也表明,过低的单位碳排差异度不适合进行企业异质性划分,在减排机制设计中应弱化“碳收益激励”目的。